【文/吕正惠】

题目这一句话是我的由衷之言，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首先我要简略说明一下我所以有这种体悟的经历。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台独”思想逐渐弥漫于台湾全岛。我大惑不解，曾质问同为中文系毕业的好朋友，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你不是读中国书长大的吗？他回答，中国文化那么“落后”，中国人那么“野蛮”，你为什么还要当中国人？这样的对答，在其后十多年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我每次喝醉酒，都要逼着人回答：“你是中国人吗？”很少有人干脆地说“是”，因此，几乎每次喝酒都以大吵大闹结束。

那十几年我非常地痛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台湾同胞（包括外省人）都耻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中国是那么糟糕的国家吗？我因此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扉页上郑重题上的几句话：“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我突然觉悟，我的台湾同胞都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都乐于将自己身上的“罪恶与弱点”归之于“中国人”，而他们都是在中国之外高高在上的人。说实在的，跟他们吵了多少次架以后，我反而瞧不起他们。

吕正惠在台北家中，2010年　黄文倩摄

也就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反省自己从小所受的教育，并且开始调整我的知识架构。小时候，国民党政府强迫灌输中国文化，而他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中国的封建道德，无非是教忠教孝，要我们服从国民党，效忠国民党，而那个国民党却是既专制又贪污又无能，叫我们如何效忠呢？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李敖为了反对这个国民党，曾经主张“全盘西化”，我深受其影响，并且由此开始阅读胡适的著作，了解了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想。从此以后，五四的“反传统”成为我的知识结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深深相信，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矛盾的是，也就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喜爱中国文史。

为了坚持自己的喜好，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当时人人以为没有前途的中文系。我接受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大力批判，然而，从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我却越来越喜欢中国古代的典籍，我从来不觉得两者之间有矛盾。弥漫于台湾全岛的“台独”思想对我产生极大的警惕作用，让我想到，如果你不能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最终你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像我许多的中文系同学和同事一样。这时候我也才渐渐醒悟，“反传统”要有一个结束，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中国历史应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后来我看到甘阳的文章，他说，要现代化，但要割弃文化传统，这就像要练葵花宝典必须先自宫一样，即使练成了绝世武功，也丧失了自我。如果是全民族，就会集体犯了精神分裂症，即使国家富强了，全民族也不会感到幸福、快乐。我当时已有这个醒悟，但是还不能像甘阳说得那么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