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伯特·库特纳】

美国不应仅仅出台一些针对当下疫情的危机应对措施，而是需要制定一整套国家重建计划。从再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到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应提出一系列涵盖多领域、总投资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的公共发展倡议。对于正在努力走出疫情阴霾的美国经济来说，上述公共投资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投资不但可以推动私营经济的复苏，而且有助于美国经济开启一个绿色、“后新自由主义”的全新时代。

《美国展望》杂志创办人、联合主编、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罗伯特·库特纳2020年5月19日在该刊发表评论文章：《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美国制造”》，译文共分为两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

如果无法制定这样一套国家重建计划，美国就会落在中国后面，美国就会在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灾难中变成一个二流国家，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拥抱全球化的富豪阶层和从未走出国门的低收入劳工阶层所构成的撕裂的社会。

此次疫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个连口罩都无法自给自足的美国已经称不上全球最发达的国家。这个国家已身患多种疾病，为了恢复健康，我们需要超越眼前的新冠疫情，把目光放得更远。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行动起来。

多年来，两党总统都屈从于超级自由市场意识形态（ultra-free-market ideology），而且都对重商主义中国的崛起故意视而不见（他们对前苏联可是相当鹰派的），该如何为多位前总统都遵循的这两项共识提供解释呢？在我看来，美国的各大跨国公司都在从美中关系的现状中获得大量利益，这是唯一的解释。

排斥外国移民的特朗普非常追求本土叙事（nativist rhetoric），而且毫无针对性地提高了关税，这两个举动意味着他并不接受上述两项延续已久的共识。不过，特朗普在贸易、外交和产业政策等领域却并没有拿出相应的战略来改变上面所提到的“现状”。其实，不但全球化需要接受管理，而且美国经济也需要接受管理（we need a managed form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a managed economy at home）。

近来，人们频频提及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出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罗斯福总统当年实施的战略正是受到进步的经济民族主义（progressive economic nationalism）所推动，其内容包括：确定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制定明确的发展计划、在政府层面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反对全球性通货紧缩等。由于感受到来自地缘政治对手苏联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上述战略甚至一直延续到了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后的冷战时代。今天，我们的地缘经济对手是中国，国家的经济安全应该成为推动政策制定的重要驱动力量。

我们可以把当前美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和二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战争动员放在一起进行一下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从1941年到1942年，原来生产卡车、家用轿车等民用产品的工厂在几个月之内就实现了向生产战机、军舰、坦克、火炮等军事装备的转型。普通美国民众也开始在自己开辟的“胜利菜园”（victory gardens）里劳作，许多人依靠自己种植的蔬菜和水果实现了自给自足。此外，当时的美国人还参与了“上交废物运动”，人们把废弃的金属、橡胶、纺织品和油脂等上交国家来支持军用物资的生产，正如今天的人们自己制作简易口罩一样。

二战期间鼓励美国民众开辟“胜利菜园”的海报

不过，当时的人们只是把自己对国家的上述支持行动视为对政府大规模战争动员的一种补充。反观今天，1941年的景象并没有重现，在疫情中挣扎的美国社会并没有感受到白宫的领导力。美国已经失去了太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的专业知识（正如一个人的驾驶技术中有肌肉记忆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制造能力中也存在类似的因素），只有二战时期那种规模的社会动员才能够让美国恢复昔日的制造业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