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多么可怕，对美国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美国政治的蜕化是从二战之后开始的。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还未彻底带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时候，备战建设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快速启动作用。1945年战争结束时，空中轰炸和地面战斗摧毁了世界上除美国之外所有工业国家的基础设施。它赋予了美国无法估量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持续数十年。战争带来的经济社会活力，带来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创造了郊区财富平均的奇迹，也产生了新的广大中产阶级。公民权利、反犹主义的式微，以及太空计划，最终都可以视为战时奋斗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变革的衍生品。

越南打破了这个魔咒。越战之前，美国人对政府和政府决策流程还是有一些信心的。毕竟，政府带领我们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了繁荣，还把人类带入了太空。但越战使左派知识分子和建制派媒体得势，给予了他们可以高谈阔论数十载的无限谈资。伊拉克战争的重大损失更是给了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又一波让他们可以评头品足的谈资。美国已今非昔比，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团结了。

耗时八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士兵累计死亡4496人、伤病47541人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冷战使美国政治保持了严明纪律。尽管它延长了美国的伟大时期，但越战也动摇了其国本。如果我们在2000年大选时仍沉浸在冷战中，如果我们仍然是由党魁提名候选人的共和制，那么共和党的长老们可能会聚首并委婉地告诉老布什，他的儿子小布什并未完全作好出任总统的准备，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积累更多经验，比如先担任内阁秘书之类。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处于随时触发核末日的对峙状态，所有这些纪律和常识都消失了。需要担心的因素少了，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当总统。

由于不再需要像冷战时期那样保持警惕，极端党争尽管不利于美国外交，但似乎也不大要紧。美国国内政治不再“适可而止”，因为人们觉得美国不再需要一致对外了：毕竟大洋对面的世界看上去比1989年以前危险性更低。因此，冷战的结束预示着美国国家政治进入党派激化时代。

当然，这些趋势中有许多是相互重叠的，而且总是有例外：老布什通过了总统初选（这种选举度制在1988年再次得到加强）；约翰•肯尼迪是电子媒体时代的最佳人选。吉米•卡特不是一个很好的冷战总统，而巴拉克•奥巴马也不是后冷战时期特别糟糕的一任总统。尽管所有细节不可能同时满足，但潜在的趋势如同交响曲反复徘徊的节奏一般显而易见。

最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大国的基础设施逐步恢复、全球化落地生根，我们见证了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和技术变革，它们动摇了美国的政治统一，并逐渐破坏了中间派。美国的中产阶级从根本上被削弱，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美国东西海岸那些风度翩翩的国际化精英更倾向于靠拢文化层次、收入水平与自己相近的欧亚精英，在情感上大大疏远本国内陆同胞。从一种至关重要的心理层面上说，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不再像过去那样忠诚，不管他们承不承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全球化的。

精英群体在逐渐抛弃自己的国家，曾经与自由主义相得益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被移交给了粗俗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大多数人在精神上就是流氓无产阶级。这样一来， 2020年的大选可能面临着在两个粗鄙的民粹主义者之间做出选择。

对于媒体而言，衰落时代就是黄金时代，他们就是靠危机发家致富的。越战、水门事件、伊拉克战争，到如今中间温和派的彻底没落，成就了一批又一批记者。当然，这些记者也只是凭着良心在做本职工作。但他们的名气和成果是和国家的繁荣程度、幸福指数呈反比的。

全程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伯

如同处理小规模远征战一样，大众社会能够很好地处理全面战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拯救了我们。但对于死亡人数规模较大、不牵涉美国本土的普通家庭的中等规模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大众社会就处理得欠妥。老天保佑，千万别再打全面战争！但除非有真正靠谱的温和派领导民主党，否则只有非常根本性的大变局才足以扭转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方向。

(观察者网凯莉 译自《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