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政府制定实施对企业研发开支的税收抵免计划。

1981年的《经济复兴法案》首次明确了企业研发支出可以税收抵免。后来出台的“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Initiative，简称ACI）规定：对增加研究预算的公司实施永久性减税。2007年减税规模为46亿美元，10年来累计减税规模为860亿美元。另外，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采办对研发协议企业的补贴规模也很庞大，像对波音公司研发的支持就非常典型，世人皆知。美国国防部和波音之间的合同，60%是可以不经过公开程序的。

值得一提的是“拜杜法案”。这部法案是美国1980年通过的惟一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议员共同发起的一个提案。主要是对联邦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门享有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进行重新设计。

国家投资研发所形成的成果，本属于公共产品性质，原来的规定是，国家出资的成果属于国家所有，转让收益也归国家。后来政府发现，研发部门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这些国家项目，研发成果转化的比例也很低。所以“拜杜法案”把原来的“谁出资谁拥有”，改成“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国家只保留优先获得许可的权利。美国政府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和激励机制，来加快成果转化速度和提高创新效率。

资料图：视觉中国

三、整合创新资源

有人争辩说，美国的计划跟中国的计划不一样，美国的计划是引导性的，不带有强制性，且国家不直接插手。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美国的科技创新计划中，政府部门不仅出面组织实施，而且财政投入也是真金白银。

比如“曼哈顿计划”，共动员15万人，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阿波罗计划”参与单位包括上百个研究机构、120所大学、2万多家企业，共计30万人，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尤其是“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 Technology，简称SEMATECH），是美国政府整合资源、推进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典型案例。它与芯片科技直接相关，这主要是国际半导体产业竞争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势头凶猛，在国际半导体贸易中一度超过美国。但为什么后来日本放弃和美国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竞争呢？这和美国政府的打压、特别是和美国SEMATECH的成立有相当大的关系。

这一联盟是1987年由美国政府主导成立的，政府每年为其提供10亿美元预算补贴，把全美14家顶尖的半导体制造业企业组成一个战略联盟。联盟规定，成员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公司，外国企业及其在美子公司不得加入，像日立当时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曾申请加入，也被拒绝。联盟内部有400多名科学家和研发人员，实现技术共享、成果共享。这一联盟后来发展到负责管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全行业的解决方案，形成一个庞大的“巨无霸”。

资料图：视觉中国

2016年，为了应对“工业4.0”的发展趋势，美国政府又创立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Manufacturing Innovation，简称NNMI），它把全美7个重要的研究机构联合起来，这些研究机构原来分别致力于包括3D打印、先进光子学、先进复合材料、混合电子在内的先进制造技术领域。

最新的例子是美国“量子信息国家战略”。联邦政府认为，量子信息科学是即将发生新一代技术变革的领域。为此，建议建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量子信息科学分会，以统一协同这一领域的科研方向与资源整合，促进形成由政府、学界和企业组成的“美国量子财团”，同时宣布美国能源部在年度内努力把该领域28个研究所和9个研究室结合在一起，并发放2.2亿美元以资助85个研究项目。

当然，美国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是非常到位的。但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美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整合资源，贯彻国家意志方面，推进应用科技和相应产业进步方面同样做得很到位，而且做得更好。

四、直接或资助进行“种子研究”

美国人认为，政府是产生并资助基础科学的唯一行为主体。因为私营企业要讲商业回报，第一它没有足够的实力，第二没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基础研究见不到回报，重大的突破性创新所包含的失败风险，企业也无力承担。只有“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国立卫生研究院，国防部和能源部以及其他部门和机构，联邦政府会进行或资助进行基础和竞争前研发，并承担私营部门不愿意接受的初始风险”，基础和竞争前研发也就是“从0到1”、“把钱变为知识”的科研活动。

在20世纪，美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像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基础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另外，像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是由政府资助的，更不用说互联网最早的雏形“阿帕网”（ARPANET）。

比尔·盖茨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曾经说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最重要的研发，而私营部门其实是无所作为的。”有些人只强调企业才是创新主体，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并不重要。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国家的角色是太重要了。

美国国防部门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布局、发现、辨识和培育具有潜在军用价值的前沿性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带动全局的科技创新。美国国防部下设10个研究机构、10个实验室，负责布局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还有美国国防部下属DARPA，它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辨识和培育那些颠覆性的前沿技术。

美国国会在一个关于科技创新的报告中说，DARPA 鼓励、资助并管理军界、工业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研究项目。该局取得的重要成就包括推动了互联网、隐身战机、小型化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无人机、平板显示技术和“大脑-计算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报告结论认为，“旨在促进战后美国创新的最卓越政府机构当属五角大楼的DARPA。虽然这只是一种稍微夸张的说法，如果没有DARPA 富有远见的研发资金，可能世界上就不会有硅谷的存在”。

比尔·盖茨讲过：“我仔细研究过，DARPA用钱效率非常高，比私营部门的效率高得多，我建议政府给它两倍的项目，给它四倍多的钱。”最近的动向是，美国于2015年成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小组（后改称“国防创新小组”），任务是更快地对创新活动作出反应，更快地从民间找一些“黑科技”并应用于军事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