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公示《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

全面取消或放宽大城市落户限制，首提“收缩型城市”，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改进人口统计方法，推进成渝、边疆城市群发展……今年的这份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释出的一大波重磅消息，令外界感到“耳目一新”，但同时也伴随了疑惑矛盾。

如何理解放宽落户与疏解超大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收缩型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是什么关系？中西部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与沿海大城市、人口流入地如何平衡？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振兴是否存在矛盾？

观察者网就《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与中国城乡建设等问题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特聘教授陆铭，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第一条便提出要放宽落户政策，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增加落户规模，但过去还提倡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两者关系该如何理解？

陆铭：我认为这次的指导意见反映出社会各界和决策层逐渐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规律下大城市规模有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而大量流动人口去大城市就业，实际上是经济规律使然。

如果能让外来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后获得稳定的就业和居住，逐渐转化为本地市民、拥有当地户籍，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能够促进城市发展，并且对于提高流动人口自身的各方面福利是有好处的，它是一个多赢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决策层的一些变化。

但与此同时，短期内还面临着一个矛盾，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大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如果立即将大城市内的大量外来人口变为本地人口，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理解在大的调子上依旧没有完全放弃之前所讲的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另外，我觉得社会各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就是仍然把目前城市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简单地和人口总量挂钩，还有一种则认为城市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其实这些观点都经不起仔细推敲，城市病跟人口的多少没有特别强的关系，城市的承载力也可以通过管理和技术的改变对供给方进行改善。如果这些思想认识不彻底纠正，那就仍存在动用行政管制力量来控制人口的意识。

观察者网：《任务》中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会带来哪些重要影响？特别是此前全国很多城市出台限购政策，放宽落户是否会再次刺激楼市？

陆铭：如果让租住住房的外来人口也能在落户方面不受歧视，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在买房上受到制约的人——目前政策仍有一些针对外地人买房的制约——以及对收入不是很高的群体而言，能够获得市民的身份和平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具有重大意义。

至于对楼市的影响，由于这个提问是放在整个住房政策里面的，所以可以这么解释：允许租房的人落户，本身就是在取消买房和租房的差别，而且这一人群通常收入水平不会太高，仅就此而言，对楼市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但是，如果这个政策改变了大家对未来居住地的选择，比如说人们觉得以后有希望在一些大城市、超大城市落户，人口会进一步往这边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拉升楼市是有作用的。

但房价永远是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作用的影响，上面讲的只是需求方的影响，如果在供给方增加供应的话，也可以在趋势上稳住房价。

观察者网：《任务》中提出吸引各类城市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国家近年来也一直鼓励，那么一方面放宽落户，另一方面鼓励人才深入农村基层，这两者是否矛盾？特别是一方面毕业生、中青年就业人员落户难（尤其京沪），另一方面部分农民或农民工的进城落户意愿不高，您如何看待？

陆铭：可以这样来理解上述两个政策导向。第一，建立在个人选择的意愿基础上；第二，应该把人口流动方向跟地方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结合在一起。如果有了这两个前提，那么针对那些选择到城市就业居住的人口，应在制度上加快他们在城市落户、安居乐业的政策改革。但一部分人觉得回到老家是他的选择，而且回到老家做的事情符合当地比较优势，那么政府提供一些必要的扶持，比如资金、技术、制度，我觉得也是对的。

除此之外，以下两种现象都是有问题的。第一是在进城方面，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被进城”情况，比如地方政府把农民集中居住，让他们市民化，但其实农民本身并没有摆脱农业和农村，这就不是一个好事。第二，要是鼓励一部分人回到农村，但从事的产业并没有长期可持续性，也跟当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吻合，那么这是不可持续的，不是好事。所以，本质问题不是进城还是回老家，而是说是否和当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相吻合，同时基于个人的自愿选择。

观察者网： 《任务》中提到“改进城市人口统计”，过去城市人口统计特征大致如何？现在提出将逐年统计发布各城市行政区常住人口、户籍人口等，会带来什么影响？背后可能会有什么考虑？

陆铭：我们国家城市人口统计，一直有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区别。在对外公开数据时，很多城市往往公开的是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这里面就存在一些问题，对于人口流入地来讲，人口规模是低估的，而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讲，可能户籍人口数据就高估了。

但是，这就会影响国家在城市层面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配套。从传统习惯来讲，很多地方还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考虑整体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提供，如此一来，现实生活中就会出现很多矛盾。甚至在一些人口已经实际减少的地区，公共服务的投资也并没有缩减。不仅如此，还可能在政府错误的政绩观之下追求城市扩张，结果导致很多无效投资。

所以，未来按常住人口统计，逐渐形成惯例，并将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待遇差别逐渐消除掉，是中国接下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中西部省份在全国土地供应中所占的份额

观察者网：《任务》提到深化“人地钱挂钩”配套措施，包括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时考虑落户较多地区以及建设用地规模增加或转移等，这个政策其实在2016年政府报告中已经提出，您对这一政策的落实和趋势影响有何解读？您过去在著作中也一直关注沿海特大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和建设用地指标，特别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一概念，能否简单结合谈谈。

陆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个概念说起。通常社会各界包括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在内，对平衡发展的理解是有很大误区的。

我们传统上理解的平衡发展，其实是指人口和资源的均匀分布，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哪里都要搞点工业；而且在地方政府比较强调本地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的前提之下，这种观念实际上是被强化了。但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平衡发展是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