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锋】

观察近年猪肉行业基本数据，显示目前市场波动“问题出在供给侧”。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我国猪肉供给线发生异动?

基于经验观察和业内讨论，除了猪周期因素外，主要有两点特殊原因。一是前几年有关部门对生猪行业加大环保整治力度，推进“南猪北养”生猪区域布局调整，这些政策自身都有其合理性考量和必要性依据，然而政策执行中的局部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猪产能阶段性下降。更重要的是非洲猪瘟疫情的冲击。

2018年8月初辽宁报告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不到一年内疫情较快扩散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使我国生猪产业遭遇罕见重创。

为系统理解目前猪肉市场波动的根源，我们先观察讨论“南猪北养”产生推进过程及其利弊得失。

环保风暴与“南猪北养”

我国经济增长伴随生态环境压力趋势性增加，推动环保监管政策优先度持续提升。生猪产业是我国居民肉食的最重要来源，然而随着产业发展，污染排放带来的环境压力也越来越突出。

2007年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畜禽养殖业COD(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1.9%、21.7%、37.7%，占农业源排放量的96%、38%、65%，此后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占比仍在上升。

生猪业污染排放在畜禽养殖业占突出地位，社会上加强环保监管的诉求随之增加。2013年3月，上海黄浦江松江段发生逾万头漂浮死猪事件，对本已蓄势待发的生猪行业环保风暴与区域分布干预政策出台产生助推作用。

2014年1月1日实施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新环境下畜禽业特别是生猪产业环保风暴开始发力。

2015年国家施行新《环保法》，推动生猪等畜禽养殖业进入环保监管增压期。

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水污染的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成为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的首要内容。

2015年11月，有关部门出台《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对南方五个水网区130多个县提出调整生猪生产政策的要求。

尤其是2016年4月发布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系统提出了后来被业内称作“南猪北养”区域布局政策的基本方针。

2014—2018年生猪生产政策一直包含加强环保风暴和区域布局调整两方面的重点内容。进一步观察前两年政策重心较多指向加强排污监管的环保风暴，以《规划》发布为标志，“南猪北养”的重要性上升。

“南猪北养”政策至少包含三点相互联系的内容。

一是对生猪生产进行全国性区域分类规划。

2015年农业部《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就对南方水网区生猪养殖提出调整要求。2016年《规划》进一步把全国生猪发展划分为四类区域(见下表)。

其中约束发展区包括京津沪和南方八省水网地区，未来养殖总量保持稳定。潜力增长区生猪生产“发展环境好，增长潜力大”，产量“预计年均增长1%~2%”。适度发展区受“生猪养殖基础薄弱，部分省区水资源短缺”的制约，重点在结构提升。重点发展区是猪肉供给的核心区域，预计在规划期年均产量增长1%左右。

二是重点鼓励潜力增长区特别是东北四省区(含内蒙古)生猪产业发展。

《规划》要求东北等潜力增长区年均产量增长1~2个百分点，五年规划期规划增长5~10个百分点。2017年8月有关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东北粮食主产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要求：到2020年，四省区实现肉类占全国总产量15%以上的目标；到2025年，东北畜牧业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家肉蛋奶供给保障基地。

三是各地尤其是位于南方和东部省区的“约束发展区”和“适度发展区”规定了禁养区限制生猪和其他畜禽养殖。

2014年《条例》提出，禁止在几类特别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2015年“水十条”要求“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2017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