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考验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面临不少挑战，其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是指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近年来，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下，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了解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出现较快经济增长，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持续的收敛态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980元、29650元、27798元和30518元，与2012年相比，分别累计增长110.1%、116.2%、123.5%和89.5%，年均增长8.6%、8.9%、9.3%和7.4%，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最快，中部次之。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较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快0.7、0.4和1.9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分别从2012年的1.72、1.10和1.30缩小至2021年的1.62、1.07和1.10。

但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大转型的背景下，国内各区域经济分化出现新情况，存在一些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三个问题分别是：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持续加速扩大，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分化；五大区域性增长极在自身增长和对周边地区带动作用方面均出现显著分化；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及相关社会经济指标面临突出压力。

首先，从近10年来的增长表现来看，南北地区经济差异已经从一般性分化进入相对恶化的阶段。2012—2019年，南方16个省（市、区）的名义GDP总和累计增长了92.4%，而北方15个省（市、区）的名义GDP总和仅累计增长了63.0%；南方经济增速平均为北方经济增速的1.5倍，南方经济体量达北方经济体量的1.8倍。

其次，从五大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增长带动情况来看，长三角的辐射带动作用最为显著，京津冀的带动效果较差。2012—2019年，在京津冀辐射地区中，北京的名义GDP累计增长了86.3%，一枝独秀；河北、天津仅分别增长51.6%、55.4%，山西、山东、内蒙古仅分别增长45.2%、64.2%、64.4%，辽宁、吉林、黑龙江仅分别增长39.3%、35.1%、23.0%。

相比之下，在长三角辐射地区中，上海的名义GDP累计增长了78.3%，浙江、江苏分别增长81.7%、83.7%，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分别增长100.9%、92.6%、109.6%、101.1%，从核心到边缘形成三级梯队，经济增速依次递增，对整体性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区域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在前述两极分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地区在财政收支平衡及相关社会经济指标上面临突出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加剧，成为影响经济平衡运行的重要因素。

近20年来，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5~0.5的高位，2019年达0.465。累积形成的财富差距更加明显，不仅使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愈加不足，甚至使青年一代的奋斗意愿下降，各种形式的“躺平”成为网络热词。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资产排名前10%的城镇家庭占有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47.5%和净资产的49%，资产排名后60%的城镇家庭仅占有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19.1%和净资产的17.7%，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较为严重。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其经济影响可能还在逐步显化。继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平均数增速0.9个百分点，2021年第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平均数增速1.0个百分点，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可能在持续恶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与均值之比，从2015年的87.8%持续下降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82.4%。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来看，自疫情暴发以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增速持续显著低于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增速。这些结构性变化表明，虽然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对最低收入群体收入进行了有效补充，同时资产价格上涨使高收入群体收入没有受损，但工薪收入和个体经营性收入受损严重。

在培育形成以国内市场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是未来支撑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核心力量。在政策层面，应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分化，予以高度关注。

发展不充分问题主要是指我国的供需结构还存在一定的失衡问题，尤其是国产产品对于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改善型需求还存在很多不能满足的地方。随着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消费产品的需求结构和质的要求在不断发生改变，但供给端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国近年有大量游客到境外购买高档消费品乃至耐用消费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供需匹配不仅要求人们手里有钱，还要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相适应的供给，使需求体系更加完善，而不至于有些环节和层面出现过剩或者不足等结构性扭曲，对消费潜能的释放造成压力。如何使国内的供给体系更有效地迎合消费需求升级，使消费结构升级更好地牵引供给结构变动，应该作为新时期中国扩大内需的主要内容。应通过供给侧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管制放松，以及日益强化的供给侧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使供给侧结构基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迎合消费需求升级的变化，居民消费得到释放。

同时，我们需要按照消费群体分类来提供精准的与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从而降低民众消费所面临的高成本。例如，近年来，农村消费增速很快，主要原因是电商技术、线上销售渠道向农村全面下沉，广大农村居民能够用很便宜的价格购买到城市的时尚商品，使农村的消费潜能得到释放。

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也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各项政策的纵深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

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较2012年增长9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较2012年增长125.7%。2013—2021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快1.7个百分点。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农村居民收入=1），较2012年下降0.38，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

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见图4-4）。除此之外，城乡之间的财富差距也更加明显，农村居民所拥有土地和房产的价值远不能与城市相比，这导致农村居民得到的财产性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也是导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除了收入差距，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2022年，上海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1300元，为全国最高，而中西部广大农村居民的月养老金标准只有100多元。在医疗保障方面，医保福利政策对城乡居民在报销比例、报销上限等方面同样差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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