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会议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这和去年的“精准有力”相比也出现了变化。您认为，今年货币政策的重点将放在哪些方面？

刘元春：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首先，从总量来看，M2和社融锚出现变化，以往定调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但目前，中国的GDP平减指数和名义GDP增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如果简单锚定名义GDP增速，可能会产生持续收缩效应，因此这次将“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明年预期的GDP增速在5%左右，价格水平依然在2%-3%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明年社融和货币供应的增长应该比目前10%的水平略高。货币政策可以说是稳健定位、宽松操作。

第二，社会融资成本要降低。这一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谈到了，意味着明年我们要降息、降费、降扭曲。2023年，我们的利率水平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但物价下降的幅度并没有降息的幅度大，因此实际利率变化并不大。

另外，国有企业和大型项目的贷款利率下降较大，但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利率降幅并不大，特别是一些存在风险的部门，融资成本仍然很高。因此，这其中存在一个结构性扭曲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再调整，而在结构上可以做的文章更多。“精准有效”其中的“精准”主要就是体现在结构上。

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这一结构性导向的指向很明确：首先是一些国家重点项目；第二，是我们要做好的“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第三，要确保房企的流动性相对稳定。

2024年货币政策的新调整除了总量定位和结构导向之外，更重要的是政策工具上要有创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谈到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和加强政策工具上的创新。事实上，财政政策方面的创新是有限的，但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在货币的投放、新型融资工具的使用等进行一些调整。

2023年9月，一批风电叶片在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码头等待运输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各方面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样做的重要性何在？重点和难点又在哪里？

刘元春：我们过去曾经出现过政策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出现过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出现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也出现过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之间的冲突。

这些冲突会使我们整个宏观调控、宏观治理的效率大打折扣，尤其是在预期管理上。往往是我们出台了很多宽松政策，但由于一些区域采取了过激举措，引发市场主体对这些宽松政策的猜测，从而产生强烈的抵消作用。因此，“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对过去一些问题的纠偏。

今年各项政策的落脚点要放到“三稳”上去，会议要求“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政策要聚焦于少数目标，而不能过分多元，因为一旦不同政策工具的政策目标各自为政，难免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因此，尽量防止出现和“三稳”产生冲突的政策是“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很重要的一条准则。中财办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他们会对各种政策进行评估和协调。

观察者网：会议从九大方面对明年的经济重点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涉及到方方方面。其中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位列九大任务之首。这一部分还提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到的新词汇。您认为这是在释放一种怎样的信号？

刘元春：今年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九大任务的第一位可以看出，突破“卡脖子”难题、突破产业升级瓶颈效应是当前工作的核心和重中之重。这不仅是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大国博弈中取得阶段性胜利、提振国民信心的关键，同时还是创造新动能、提升增长能级的重要抓手。

将科技创新放到首位也体现出我们一以贯之的战略思维，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放到了重点任务的第一位。虽然三年疫情对我们的一些战略造成一定冲击，但实际上近年来我们一直把科创当成重中之重来布局。这次在在短期任务也强调了科技创新，凸显了其在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力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拓展和创新，凸显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尤其是新的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因此要特别聚焦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

会议还提到，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这也说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已经在各个层次上展开，中国需要迎头赶上的不仅仅有基础研发，在一些新型技术和生产方式上也需要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