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全面回归，防范巴以冲突影响

Q6：站在当前时点，您对下一步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有何建议？

刘元春：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目前中国面临着各类运行体系、结构关系、外部环境、增长动能都在快速调整的新时期，我们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方式、作用效果都要进行重新评估，特别是在结构调整较为明显、资金使用存在扭曲的环境中，要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制度性改革。

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定位是非常适宜的。我们不能够按照欧美所采取的量宽方式进行“大水漫灌”。因为即使大水漫灌，也无助于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也不能解决三重压力叠加的深层次问题。

逆周期调整过程应当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进行配合。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支出、债务发行、重点项目快速推进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明年来看，在全球加息周期结束之后，中国货币政策或将面临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因此，不能排除货币政策加码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复苏的可能，一方面，货币政策要保证流动性适度宽松；另一方面，融资成本的适度降低将有助于缓解目前较为显著的债务压力。

但需注意，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关注内部的价格指标，同时也要考虑到汇率问题。在多重因素的权衡之中，传统的单向调整，例如降准降息或是升准加息等单向选择可能都面临压力。因此，预计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在总量上适度宽松，并进一步注重结构性发力。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楼（图/新华社）

相应地，2024年一定要做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全面回归。在目前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和地方政府财政基础持续改革的环境下，明年的财政赤字率不宜太低，较2023年应该有明显提升。

Q7：未来一个阶段，宏观调控、结构改革和风险化解三方面政策如何协调配合？

刘元春：第一，要注重底线管理。底线管理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依然是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目标。

第二，要多措并举稳就业。就业压力尤其青年就业压力或继续存在，以提高青年就业率为目标相应推出政策集合、政策预案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我们要保持长期战略定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不宜简单针对一些行业暴露出的问题施加救助。

Q8：在您看来，巴以冲突可能通过哪些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我国应如何应对？

刘元春：巴以冲突导致地缘政治局势更加复杂，从经济角度来看，其最直接的影响还是石油问题，可能影响中东地区石油输出、石油供给的安全稳定。

除了石油之外，巴以冲突还涉及到全球资金流动方向的变化。地缘冲突加剧或将导致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寻找安全投资，可能导致美元价格持续坚挺，“强美元”或进一步持续。“强美元”持续势必会对非美国家资金面带来压力，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些变化，这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不仅如此，由于此次地缘冲突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可能比以往20年间的冲突有所扩大，一旦卷入冲突的国家范围延伸或程度过大，可能会使全球形成更加明确的对立阵营，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新格局加速形成，我国还需在维护全球供应链方面做好准备。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