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疫后（主要经济体的）常规劳动力就业状况还是不错的。美国和欧盟的25-59岁常规人群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我国6月份公布的25-59岁城镇劳动力失业率（4.1%）也创了自2019年以来的新低，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低0.3个百分点。

但是，很多国家在疫后也都出现了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现象。比如2020年4月峰值时美国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7%，欧洲的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21%左右，目前阿拉伯国家还达到24%，南美国家近21%左右，所以这是世界共有的现象：一般失业率持续创新低，但是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企。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的确是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多重因素的产物。尤其是供给端，由于2019年高职扩招、3年疫情导致的延迟就业，以及疫情期间留学的学生今年蜂拥回国等等特殊环境下的供给释放，导致了即使中国经济恢复到常态，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这也不是一个现在才出现的问题，2019年青年失业率已经比较高了，3年疫情使情况更加严重。

目前，针对这个问题，总书记已经作出了很多指示，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也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各个地方也在出台各种政策。比如说，上海发布了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的18条措施，教育部开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等等。高校可以通过大力增加政策性岗位、设置一些科研岗，加强校企护航，以及对长期未就业学生一对一帮扶等措施来提高目前的青年就业率。

当然，简单的通过逆周期方法，显然不能够克服目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更有力度、视野更宽广的政策设计，来应对相关现象。

2023年7月15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大树寨，“青年人才夜市”招聘会现场。

观察者网：一边是“就业难”，另一边不少企业却为“招工难”犯愁，比如说，一些技术工种岗位缺工情况还比较突出，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刘元春：目前技术进步很快，行业调整也很快，因此导致人力资源的培养体系赶不上市场的需求体系，产生结构性的扭曲：一方面是就业难，另一方面是招工难。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些结构性政策，第一是大学的培养体系、专业设置需要更有前瞻性和精确性。第二，我们还应该前瞻性地看到未来技术对就业的冲击，在产业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上有前瞻性布局。

因此调结构依然很重要，包括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原来我们可能很关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布局，但实际上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也是社会所充分需要的。

观察者网：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您有什么预判？

刘元春：在三季度上半部分，经济还是会承受很大压力，尤其是房地产的波动，在6-8月份依然是艰难期。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二季度的6.3%回缓到不足5%的水平，原因也不难理解，首先是基数效应，第二也跟政策的换挡期、房地产调整的整体周期有一定的关联。在三季度末和四季度，随着稳增长稳经济控风险的系统性政策方案的出台，国内大循环可能会再上一个台阶。

因此，下半年整体上应该是一种前低、中高、后稳的态势，三季度是要承压的，四季度是政策实施和见效的关键阶段。对于全年的经济发展不用悲观，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相关数据在短期的变化。

（范维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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