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口是目前拉动这些国家摆脱低迷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投资。

截至2021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企业超过1.1万家，约占中国境外企业总量的1/4。2021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中国全年对外投资总量的13.5%；年末存量2138.4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7.7%。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些年的布局克服了重重困难，进出口和投资在目前经济低迷状态下取得了新高。

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落地的标志性项目，是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铁，也是我国首个海外高铁项目（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们利用“一带一路”抓住了新的机遇，并构建了新的发展机遇。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展望，“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在当下的机遇与挑战下，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把握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三年的疫情、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以及全球周期性的大转换，使“一带一路”面临着一些挑战，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第一个重要的改变是，由于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的变化导致美欧联盟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上升到新高度，围绕着“一带一路”的全面绞阻也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看到，今年七国集团领导人、拜登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在不同的场合下纷纷表态。七国集团承诺将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资金，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拜登表示，美国将在未来5年动员2000亿美元的赠款、联邦基金和私人投资，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筹集3000亿欧元建立一个可持续替代方案，取代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

这种对抗性的变化给“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一些发展机会，但对中国的项目可能产生强烈冲击。另外，欧美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在债务陷阱上做文章，对我们债务合同的透明性、债务的优先权以及我们是否遵守“可比待遇”原则等等提出一系列挑战。未来，我们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应对策略。

更为重要的是，今年底和明年是整个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面临重大挑战和重大风险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对这些风险进行系统研判，这样才能对下一步具体合作所面临的契机和挑战提出相应的应对框架。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国家主权债务在过去三年出现了持续攀升，攀升幅度按照目前的统计基本接近1.5倍。

截至去年底，全球债务总量达到303万亿美元，债务率达到351%，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40%，新兴市场达到了20%。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平均的债务率在200%到400%的区间。

在今年美国货币政策进行全面转向之际，这种债务的分布给相应的主权债务评级、主权债务风险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冲击表现在：

第一，大规模的资金向美国回流，导致“一带一路”国家相应的债务难以为继。他们难以通过进一步的国际发债来借新还旧，这一金额估计达到上万亿规模。

第二，目前所有发达国家对美元的贬值率已经达到40%，高的国家已经达到了60%—70%的水平。理论上，已经有1/4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货币危机的问题，同时很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家债务、公司债务等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占到了50%以上。这意味着，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债务错配效应将全面发酵，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务进一步持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