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全球通胀高位运行、美联储带头加息的情况下，今年以来全球多国央行多次加息，可以说掀起了一波“加息潮”，这样的紧缩政策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元春：第一，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在疫情防控期间，全球采取了天量的量宽，特别是欧美国家的超级财政刺激政策。这些非常规的政策，在后疫情时代必须要常规化，尤其是零利率政策、实际利率为负的状况必须要得到纠正和改变。原来这种超常规的救助政策和刺激政策的常态化是后疫情时期的一个必然产物，所以这一轮的调整是必然的。

第二才是由于通胀的高企，使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改变了过去所认为的目前这种通胀是“暂时性”的观点，开始认真对待。这又加速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逆转，使逆转的幅度超过了原来大家的预期。

这一方面是一种超预期的调整，另一方面这轮通胀又与成本上扬、能源危机、全球结构性因素发生变异等密切相连。所以，这一轮加息肯定会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使后疫情时代的低增长变得更低。

观察者网：最近几个月来，欧元兑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创20年新低，目前欧元与美元汇率几乎是1:1。欧洲央行7月21日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上调50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11年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的加息能否扭转欧元贬值的趋势，长期来看欧洲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刘元春：欧洲央行加息50个基点是市场预期的一种行为，欧洲央行的目标实际上是“双支柱”，第一个是通胀，第二个是汇率，要寻找到这之间的一种平衡。

欧元过度贬值会给欧元区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为了避免欧元过度贬值，欧洲央行必须要加息，进行对冲。更重要的是通胀，欧元区6月年化通胀率高达8.6%，像德国等一些对通胀高度厌恶的国家，通胀率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欧洲通胀和美国通胀有很大差异，俄乌危机直接对欧洲的能源供应、粮食供应，以及一些基础原材料的供应产生了巨大冲击。未来欧洲的通胀会因为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危机出现进一步上扬，所以欧洲央行加息目前来看是必然的，并且还会持续加息。

但是在加息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财政状况、贸易状况，以及金融状况不太一致，所以对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冲击。

这一冲击会对南欧一些高债务、高杠杆的国家带来急剧压力，比如说意大利，该国国债收益率超过4%可能会导致其国债偿付，以及新发行的一些金融债券面临一些新压力。所以大家很担忧，南欧国家会像2011年到2012年那样出现欧债危机，同时一些高债务的私人公司也会出现债务危机。这样的话，就可能导致整个南欧区域的经济出现崩塌式下滑。

为了避免主权债务危机再次上演，欧洲央行采取了一些相应举措，最重要是出台了一个名为“传导保护机制”（TPI）的新工具。

实际上，这是在给市场发出信号，希望市场不要做空一些主权国家的债务，一旦进行做空，欧洲央行就会启动这个“传导保护机制”工具来进行收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工具也可以进行收购，以此来进行相应的博弈，大家都知道欧洲央行的能力很强。

尽管如此，也只能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概率有所下降，但私人企业的债务问题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所以，目前来看，第一，在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欧元区经济疲软是必然现象，且下滑的幅度可能超过我们的预期；第二，通胀持续的阶段可能会相对比较长；第三，这些决定了欧洲的政策调整必须要持续，同时也意味着欧洲的政策面临着更多困难。

欧元区国家通胀率达到创纪录的8.6% 图源：纽约时报

观察者网：现在全球都处于历史性的高通胀时刻，您认为诱发本轮全球通胀的原因是什么？化解消弭这轮通胀又需要哪些因素？

刘元春：全球通胀的原因分为短期因素和中长期因素。

从短期因素来看，第一个诱因就是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第二，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瓶颈，并且这个瓶颈效应比大家想象的持续时间更长、涉及范围更广，进而导致大量的供给端不足，供给成本上扬；第三，在疫情救助过程中，各国发行了大量的货币，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财政刺激，整个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就体现在货币价格的释放。

事实上，我们从本质的原因来看，在全球通胀过程中，近十年来，全球的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是在下降的；同时，全球进入到绿色转型的关键期，绿色转型的成本开始市场化的释放；此外，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导致大国博弈、技术脱钩、供应链重构。其中，技术脱钩会导致技术进步效率减弱，而供应链的重构就会导致大量新供应链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再加上老龄化等因素，可以说，世界从趋势上和结构上已经进入到一个高成本时代。而高成本时代到来的体现就是，高通胀和低增长。

因此，本轮的通胀与70年代的通胀具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治理这一轮通胀的时候，要有多方面的政策组合：

第一，货币政策要紧缩，要使前期量宽所释放的流动性适度回收，因此要加息；第二，要求我们在地缘政治上有新的解决方案，避免由于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一些供应链的问题；第三，要加强新一轮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谈判，防止出现全方位的逆全球化和脱钩现象；第四，我们可能要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一步强化通胀钉住制，稳定全球预期；第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其中很重要的是要发挥中国制造业在供给上降低成本的潜在能力；最后，还需要结构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