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产阶级被腐蚀、低收入户难以维生，都未必能让伊朗高层改变战争决策，近期的军方人事改组就透露一定线索。8月9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随后又在10日任命6位政要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民兵武装巴斯基（Basji）的高层职务。基本上前述7位都以强硬立场著称。

其中，接掌巴斯基的塔伊布（Hossein Taeb）不仅曾任革命卫队情报机关负责人多年，更在2009年示威中指挥巴斯基进行镇压、维持秩序。因此其任命也被广泛解读为：在战争与封锁持续的背景下，伊朗高层对于经济恶化可能导致的政治风险、示威回潮，已经有所预期，所以设法要用巴斯基筑起第一道防火墙，以免2026年1月的大规模示威卷土重来。

只是，经济困局还是呼应一个现实：伊朗或许有“边打边谈”的能力，却没有“只打不谈”的本钱。即便立场强硬如雷扎伊，也还是在接受伊朗劳工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应该进行谈判，但自己反对的是在谈判进行期间维持停火。”从这个视角来看，雷扎伊与佩泽希齐扬政府的主要区别，其实不在伊朗是否应该进行谈判，而是应该以什么条件谈判，军事压力与外交手段又是否应该并存。

而伊朗的保守派报纸《法希赫特甘报》（Farhikhtegan newspaper）同样反对某些极端强硬派的论述，也就是将伊朗的选择简化为让步与战争。这也就与雷扎伊的本身观点相共鸣：批评了认为可以通过让步、尤其是移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而将冲突转化为和平的声音，更批评了仅从军事角度看待冲突，并将战争视为唯一解决方案的立场。

因此，在谅解备忘录已经过期的可见未来内，围绕海峡的对峙恐怕还会持续进行：伊朗不会彻底停止对外攻击，对象可能包括船舶、海湾或其他中东国家；以色列也不会停下对“抵抗之弧”的打击，不论是在加沙、黎巴嫩或叙利亚；美国则会推进封锁与制裁，并与以色列继续施压“抵抗之弧”解除武装，但也会同时避免与伊朗爆发大战。与此同时，尽管各方军事集结不断，水面之下的外交接触也还会继续进行。

中东北约：持久趋势还是各有议程

而在这段过程中，不论是海湾国家或“抵抗之弧”板块，明显就要成为三方施压谈判、推进战争目标的手中筹码，说得更直接，其实就是充当受威吓或被打击对象。

这就会牵引出另一个话题：被加沙、伊朗战争一路催发的中东集体安全变化，包括2025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的《战略共同防御协定》，2026年3月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筹组的“四国集团”，7月30日沙特成立的“多国海上防御联盟”，8月7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究竟能不能成为“后美军”时代的中东主旋律，又或是会重复过往类似建制的宿命，只能在威胁当下促成各方团聚，而无法形塑长久的区域秩序。

其中，参与所有前述安排的沙特，明显是一大关键；而被所有前述安排跳过的阿联酋，则又代表了另一种机制立场。这就体现白方城堡（沙特）与骑士（阿联酋）的不同路线选择。

其中，沙特明显更重视自己在国家集团中的政治合法性、战略中心地位，阿联酋则更侧重灵活的伙伴关系、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面对加沙战争爆发，双方的对外姿态其实早已出现分歧：沙特受巴勒斯坦议题牵制，必须考量关系正常化可能带来的内外政治成本，因此只能反复调整姿态，持续推迟对以建交；反之，阿联酋却是将与以色列的关系视为战略资产，认为只需妥善管理而非推倒重来。

伊朗战争爆发后，双方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策略：阿联酋持续深化对美以轴心的绑定，沙特则更倾向建立某种区域性的国家集团，例如“四国集团”“多国海上防御联盟”、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而且无一例外全都排除阿联酋参与。这背后逻辑，其实也就像沙特过去对卡塔尔的外交围堵、与伊朗的地缘博弈，目的都是大刀阔斧巩固领导地位。

而从这个视角回顾前述集体安全新机制，或许就能体察联盟底下的复杂脉动。

首先，这些机制当然证明美国保护伞的严重失灵，导致区域国家必须自求出路、团结吓阻；可与此同时，这些动态也无疑展现沙特的地缘野心，要利用战争变局扩大势力范围。

7月26日，一张卫星影像显示，沙特阿拉伯吉赞省吉赞市一处石油设施冒出浓烟。Reuters

这或许就解释了一个战争过程中的神奇现象：为何沙特一面筹组集体安全机制，看似要在美国领导外另起炉灶，自己却又反复支持美以轴心对于伊朗的地缘施压，包括2025年9月与巴基斯坦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后，随即在2026年2月游说美国对伊朗开战；2026年3月筹组“四国集团”后，又在7月通报美国轰炸也门萨那机场，以及与美国共同打击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

甚至早在加沙战争削弱作为“抵抗之弧”枢纽的真主党、导致作为“抵抗之弧”关键孔道的叙利亚变天时，沙特的外交与资本也就已经进入叙利亚、黎巴嫩布局，要竞逐抢占伊朗势力消退的地缘真空，正如后续加入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也同样是希望参与战后加沙治理，扩大地缘影响力。而以上规划要能推进，当然都是建立在“不反美反以”的战略姿态前提下。

因此，论及伊朗战争对沙特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是加速与安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进程，包括强化与巴基斯坦、乌克兰、其他中东国家的防务合作，却不等于完全取代与美国的关系。

当然，利用《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推进自身地缘目标的不只沙特，巴基斯坦也存在类似考量，这就反映近年南亚两强面向中东的地缘竞逐：印度明显强化了与以色列的关系，巴基斯坦则持续攻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但这同样会对巴基斯坦构成行动限制：有鉴于巴基斯坦与伊朗在边境安全协调、贸易关系、反恐议题的务实合作，所有明确针对伊朗的集体威慑机制，都必然会对巴基斯坦构成挑战。

正因如此，即便2026年伊朗战争导致沙特被袭击后，沙巴已经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巴基斯坦却没有发挥“沙特亲卫队”作用，直接对伊朗进行军事回击；正如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出炉后，即便各方宣称攻击一国等于攻击三国，但面对也门胡塞持续打击沙特炼油厂与船舶，巴基斯坦也都没有真正动手。

归根结底，巴基斯坦的战略困境始终存在：究竟是要维护与海湾国家的伙伴关系，还是保障自己的边境稳定。可以这么说，当前框架或许具有历史意义，却明显没有提供缓解前述矛盾的机制，因此对巴基斯坦来说，即便《麦加联合防御协议》表面威吓意味明显，却也还是与外交机制没有区别。

8月16日，图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乐见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御协议，表示中东国家正趋于团结，来保护自己。

至于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国时，就已经主打“机会主义”至上的行动逻辑；面对中东议题，也同样倾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框架，重点关注国防协调、情报共享和军事训练合作。因此加入《麦加联合防御协议》，预示着土耳其不仅有机会扩大军售市场，更获得了深入海湾的机会之窗，但这同样不代表与美以秩序的彻底对抗。例如面对黎巴嫩战线，土耳其就积极表示有意加入美以主导的解除真主党武装进程。

当然，《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未必只能针对伊朗，也可以在某些情境下实现对以色列的吓阻。但平心而论，这种色彩又会同时阻却联盟的扩大，因为已经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都不会轻易加入。例如，阿联酋就讪笑沙特只是想跳过多数海湾国家另起炉灶，而且三国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敌人”。埃及虽然被土耳其力邀参与，却也因为以色列表达关切、沙特又认为埃及太亲近阿联酋，所以最终没有加入，否则在土耳其原本的设想内，《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或许应该等同“四国集团的防务合作协议。

可以发现，美国的保护伞确实破洞又漏风，可是号称“中东北约”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究竟能走多远、又能扩容出多少成员，其实取决于各国能否真正管控彼此的结构性矛盾、承受优先事项分歧的现实考验，以及当前危机又是否能产生足够且持续的压力，来迫使各方在威胁消退后依然保持团结一致。

如果不能，后续恐怕就会如同1950年《阿拉伯联盟联合防御与经济合作条约》（Arab League Joint Defe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reaty）、1955年《巴格达条约》（The Baghdad Pact）、1984年海湾合作委员会半岛盾牌部队（Peninsula Shield Force）、2015年针对也门的“果断风暴行动”（Operation Decisive Storm）联军等众多前例，如果不是“攻击一国等于攻击整体”的宣言流于形式，就是因为各方分歧宣告解体。

不过回归战争整体棋局，即便中东集体安全机制尚不如北约，却也还是战争四大轴线之一，而且能发挥一定吓阻作用。成效最明显的或许就是针对海峡危机。

表面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封锁”僵局仍在持续，红海危机也似乎同步连动。但观察现实数据，两道海峡其实仍有船舶每日通过，而且运量正在回升。

首先是霍尔木兹海峡，虽说炸船事件不时发生，但根据Axios 19日的报道，曾在6月下旬引发伊朗攻击的阿曼水道，如今因为美军进行护航已经恢复通行，每日的原油平均出口量持续增加，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约为美伊战前运量的一半。与此同时，也有船舶使用伊朗水道而没有被美军拦截打击

再来是从7月下旬起被胡塞反复干扰的曼德海峡，虽说攻击后第一周的流量暴跌24%，但如今炸船事件已鲜有发生，胡塞更多是转而对也门政府军辖地、沙特炼油厂发动零星攻击，红海运量则随之回升，航运巨头们的8月上旬动态已经说明一切：达飞海运集团、地中海航运公司、马士基与赫伯罗特都将原本绕道好望角的部分货运量，重新移回途经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显然都是评估胡塞干扰后继无力。

这张拍摄于2026年7月12日的卫星图像显示了曼德海峡的状况。伊朗威胁要利用也门胡塞武装盟友封锁曼德海峡，这条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重要通道。Reuters

而也正是以上种种，成功缓解了全球油价飙涨，阻止“夏季每桶飙破150美元”的预言成真。当然，真正促使海峡无声“半通航”的，或许还是水面之下的多方外交斡旋与交换，以及美国本身的军事威吓，但这背后或许也不能排除沙特成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所发挥的吓阻作用，不论是对伊朗或胡塞武装，尤其7月下旬也门战火复燃后，也门政府明显是在美国与沙特支持下，对胡塞武装进行了上百次打击。

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从加沙战争到伊朗战争，四大轴线经历将近3年的战火炼化，或许早已在各种冲突的边界试探下，勉强形成了高风险的战争调节机制。

一方面，由于四大轴线相互牵制，其中一条起火都可能震动其他三条，不论是核议题、海峡僵局、抵抗之弧或集体安全，都已不再是完全独立的问题，而是同一场战略对抗的不同战线。这就可能迫使各方形成没有大战与协议，但海峡不算安全、却也没有彻底封死，“抵抗之弧”转趋低调、却也没有彻底消亡的危险平衡。

但另一方面，正因这种危险平衡完全建立在“不战不和”的模糊状态上，只要冲突当中有一方为了推进战争目标而猛然施压，就有一定机率触发全面升级的连锁反应。换句话说，这种调解机制之所以高风险，不只是因各方为达“更有利自己的平衡”，都有动机故意升级，更是因为各方的每一次试图加压，都有可能减少另一方的不回应空间，导致平衡的更加不稳。

归根结底，战争与谈判就是光影相生的一体两面，谈判破裂导致战争，战争却又可能推动谈判。聚焦当前伊朗棋局，正是因为行为者数量众多、四大轴线复杂交缠，所以能在边打边谈中反复形成多阶段的危险平衡；但与此同时，这也预示各方其实都无从确定，每一次升级的最终结果，究竟是朝着协议出炉更进一步，还是朝向协议破局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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