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第三类，笔者称之为二战将胜类。

这里仅有两例，就是日本和韩国。它们的曲线走向和上面的中国香港和越南类似，也是M型，两上两下。但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每日新增，还远未归零。只是笔者认为它们应该能控制住，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西方式的反弹。

再下面是第四类，共有四例，可以称作前景尚不明朗类。

其中马来西亚也有二波，七日平均至今还在增长，但最后数日也开始降。

接着是菲律宾。它只有一波，但出现较晚，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平台缓降区间。

最后是印尼和缅甸。它们的区别是一个高峰出现得早，一个出现得晚。前者已见可能的顶部平台，后者本来控制得很好，但从8月下旬开始出现病例激增的情况，现在还在上升之中。

二、绝对疫情程度

以上的图形可以非常好地表达发展趋势，但因为它们并没有考虑各政体的人口数量，并没有很好地表达各政体的绝对疫情程度。要比较此点，则必须把各国的人口规模考虑进去。

为此，笔者把各政体的确诊和死亡人数除以各国人口总数，得出两列确诊和死亡比率。

我们再把这两列比率和各政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达）用两个图来进行二维比较，希望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以下两图的数据全部来自下表。我先解释一下数据来源。

GDP来自世界银行，人口数据来自维基百科，人均GDP则由这两数相除而来。确诊和死亡人数来自前面图形的同一个网站，笔者的计算范围截止于2020年10月10日午夜。死亡率=死亡人数/总人口（1/亿），确诊率=确诊人数/总人口（1/百万）。最后两列合计数据都已按各国人口数加权。

第一个图形是人均收入与确诊率关系。（//是为了避免与/除号混淆。）自变量横轴是人均收入（以美元为单位），因变量纵轴是确诊率。

这里一共有十六个政体加两项合计共十八对数据。国名下面第一个数是该国人均收入，第二个数是确诊率。图中间虚线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拟合线。大体意思是：随着收入的提高，确诊率也有所提高。这的确与常识不符。但全世界也都是这样。

疫情在拟合线下方的八个政体只有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两个属于富裕，中国大陆、泰国属于中等富裕。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都是穷国。疫情偏重的，缅甸、菲律宾和印尼三个是穷国，马来西亚中等富裕，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四个则是富裕国家/政体。

如果论（西式）民主，东亚的三个样板之二的日本和韩国的表现都较差。

东亚合计的人均收入与世界平均非常接近，但确诊率只有世界平均的约1/11。如果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比，那就更加低了：与美国比约为1/55；与法国比则是约1/23。中国大陆与美国相比约为1/384，与法国相比约为1/169。

中国大陆的位置在东亚国家里中间偏下（偏好）。与我们表现类似的国家与地区或靠近中国，或政情与中国类似。疫情表现相对不好的国家则离中国较远，或者与中国国情相异较大。这中间似乎有一定规律性。

现在来看死亡率。图例都与上图一样，只是纵轴换成死亡率，是亿分之一。柬埔寨等四国本来死亡率是0，但由于0在图中无法表达，笔者只好把它们改成了1。

这回的拟合线更平，但还是略微向上倾斜。拟合线上方的国家和下方的国家，和确诊率图几乎完全一样。新加坡的位置明显下降。这显示，新加坡的确诊严重偏高其实有偶然性，是离群值。中国大陆和东亚合计都出现在了拟合线的上方。这回，东亚和世界平均的差距是约为1/12，和美国比约为1/57，和法国比约为1/44。中国与美国相比约为1/198，与法国相比约为1/150。

很明显，东亚的疫情已经非常接近终局，而西方和世界很多地方的疫情还在延烧。最终，这些比值可能还会变得更加悬殊。

三、小结

不同国家，如果同时遇到类似的重大事件，常有比国运的说法。不过这次的新冠疫情中，比的好像不只是国运，而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运”了。东亚国家，无分穷富大小，也不论政治体制，整体表现比起其它任何地区（可能非洲会例外）都要好出太多。而东亚文明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当然，笔者还是殷切希望，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区都能够尽快战胜疫情。现在看来最大的指望就是疫苗。笔者上一篇文章说过，这有八成胜算。

东亚为什么能胜出？我想原因在于东亚人传承久远的文明精神。我们聪明理智、谨慎小心、珍视（包括老人的）生命、敬畏自然（包括病毒）、遵守纪律、服从管理。政府也像家长一样，不推卸责任，会为全体人民的整体长远利益负责而不惜牺牲眼前（经济）利益，就是要优先保证更基本的生存权利。我们社会中的强大基层组织能良好地连接公众和政府，把各种防疫措施落到实处。大数据管理也比西方运用得更好。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各位不妨补充。这些价值，是不是都可以大体概括到儒家文化之中？

当然，不同的国家或政体之间自然不会将这些长处整齐划一地发挥。几个疫情较重的国家就表现得比较糟。但是比起拉美、南亚、甚至发达的西方，还是好得太多了。

最不能理解的还是，发达的西方为什么会沦为重灾区？为什么他们视为命根的一些价值，如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民主，乃至通过游行示威强迫政府遵从民意的能力等等，在对抗疫情中，似乎都没有良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结果空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医疗资源，却沦为全世界的重灾区，值得认真检讨之处可不止一点两点。

笔者的一个朋友说：这可能是西方人要享受自由的利益时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条看似有理，但我总在想，有没有办法善用其利而尽量限制其弊？毕竟，生命代价如果太大，这些所谓的“自由”就可能得不偿失。

不过，我需要再次重申，对抗疫情，并不是一类文明、一种体制、或一个国家的首要或主要功能。抗击疫情成功，并不代表其他方面都成功。笔者认为，西方文明也有着很多的长处，值得其它文明长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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