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甲午之战虽然激发了中国志士“中兴隆治”，现代地理学在中国民间得到发展还要等到八国联军洗劫北京（1900）前后：《中外舆地全图》出版于1903年（1908年再版时更名为《大清地图、世界地图合册》）。[25] 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1909），张相文等几位士人在北京成立“中国地学会”，创办《地学杂志》，开卷语有言：

西力东渐，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物，几年以来，非惟边缴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

山河破碎，国家裂散，地理学知识不可能切实成为国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军人保卫卢沟桥

日军在北平城外始建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的卢沟桥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前3个月（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派出老同盟会成员林伯渠（1886-1960）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前往黄帝陵祭拜祖先，毛泽东为此写下四言体祭文《祭黄帝陵》，史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入侵的“出师表”，似乎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有所先觉。[26] 毛泽东写道，“琉台不保，三韩为墟”，对“辽海燕冀，汉奸何多”耿耿于怀——“以地事敌，敌欲岂足？”毛泽东的历史地理目光何其深邃，对“强邻蔑德”何其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祭黄帝陵文》碑文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概念，标志着新中国地缘政治意识的诞生。我们值得意识到，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时，实际针对的是中共高层当时普遍存在的担心：国共内战很可能会诱发美苏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中国难免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27] 毛泽东则看到，正因为中国处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共必须而且能够独立自主地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

从政治史学的视角来看，毛泽东的“中间地带”论与美国“遏制战略教父”斯皮克曼（1893-1943）的“边缘地带”论恰好针锋相对，尽管当时毛泽东未必知道斯皮克曼在“二战”初期提出的海权大国必须对欧亚大陆形成包围的地缘政治战略。[28] 毛泽东凭靠极为超迈的地缘政治智慧敏锐地看到，中国在当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实际位置。1960年代，当毛泽东再次论及“中间地带”时，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充分证明了他在20年前的英明预见。[29]

193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讲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毛泽东对政治地理知识的关注来自对中国命运的担当：1926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毛泽东主动讲地理课，而他的地理知识显然都来自于自学。[30] 1940年，师哲（1905-1998）从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回到延安，被分配给毛泽东做翻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师哲很紧张，为了让他放松，毛主席随口问他是哪里人。师哲说自己是“韩城人”，毛主席马上说，“你和司马迁是同乡”。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于黄龙山山脉。[31]

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的伟大领袖对中国的山河地理了如指掌并不让人惊讶，中国的政治家对世界地理也了如指掌，才具有历史意义。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三线建设”的高层会议上讲：斯大林若在1930年代把重工业基地建在乌拉尔山以东而非斯大林格勒，德国突然进攻苏联时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面对当时北面的苏联和南面的美国在南北两个方向的夹击，毛泽东则看到“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因此必须经营西南大后方。[32]

1948年8月，即将进京的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地理座谈会”，由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先生（1877-1968）主持。在此之前，徐特立多次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地理组谈“关于学习地理问题”。[33]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世界历史地理教育才有了坚实的土壤：1965年，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论》等一批政治地理学名作的中译本问世。[34]

《和平地理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 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不久（1996），就明确提出中美之间将面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在西方与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35]

我们值得意识到，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经历转型期，前途未卜，没谁预断中国会强起来，相反，“中国崩溃论”倒是不绝于耳。由此可见，美国政治家的地缘政治意识何其敏感。

亨廷顿在1996年提出中美之间未来可能爆发“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预警，并非基于他自己的国际政治学考量，而是来自美国国防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安德鲁·马歇尔在1980年代末秘密提出的战略预警：美国在未来的最大挑战将来自中国崛起为大国并超过苏联。[36] 当时，苏联尚未瓦解，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正处在“勇闯物价关”的危难时刻，安德鲁·马歇尔能有如此战略预警能力，乃因为他成长于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年纪轻轻就经历了日本突袭珍珠港事件（同上，页52-58）。正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我们若以为美国在2008年重提遏制中国战略是因为有人张扬“中国强起来”，仅仅表明我们对美国的认知幼稚得可笑。

晚清时期的地理学人凌廷辉在其《人生地理学·总论》中曾发出呼吁：

今日所谓强国者，其一般人民，必富有地理之知识也；所谓弱国者，其一般人民，必缺乏地理之知识也。嗟我中土，山河之美，卓绝全球，而卧榻之旁，任人酣睡。然而尺土寸壤，皆先王先公之所经营，践土食毛，正我子孙所当图报。欲折欧美之狡谋，而醒吾民之睡梦，不明地理，何所凭依？是欲发达我国国民之国家思想者，当发达我国国民之地理知识也。（转引自郭双林，页151）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话仍然没有过时。只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大约120年前在西方学界形成的地缘政治学这门现代学科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品质，从而明白：政治地理学与其说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还不如说是其别名。毕竟，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非政治的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