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地理知识是地缘政治意识的基础，从性质上讲，历史地理知识属于政治知识。我们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与欧美学界相比，我国的政治学人——遑论人文学者——普遍缺乏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基本知识。若要追究个中原因，恐怕就不得不说，这与中华帝国生长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关。

如今所知的最早的世界地图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巴比伦人在粘土板上绘制的“巴比伦世界地图”，1881年出土于巴比伦古城西帕尔遗址（今巴格达西南部的阿布哈巴城）。[16]

巴比伦世界地图

这幅地图呈现了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圆形大地——尽管据推测它仍将大地视为平面。幼发拉底河发源于亚美尼亚山高原（位于北方），流向波斯湾，在那里流入环形海洋。实际上，这幅地图的目的像是要展示描绘成环形的“尘世之海”，与描绘成三角形的“七岛”（荒远之地）之间的关系。[17]

如此描述出自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之笔，他没有意识到，这幅地图其实是巴比伦人凭记忆复原的苏美尔人征战时所认知的地缘版图——因此又称“苏美尔世界地图”（Sumerian map of theworld）。用今天的话说，它应该算是最早的两河流域历史地图。绘制地图不是为了贸易旅行，就是为了征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幅如此古老的泥板地图“确凿无疑地描述了巴比伦的力量和权势”（布罗顿，页2；比较奥沙利文，页5）。

制作地图需要精湛的技艺，我国西晋时期的裴秀（224 - 271）首创“六体”制图法，按“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方邪”（走向）和“迂直”（曲直）绘制地图。西方的文化地理学史家对此表达了应有的敬意，同时又承认：

中国人也制作关于自己边境之外的大区域地图，但是由于那些地区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以及中国人持有的华夏中心观念（这一点可以理解），域外的国家因为离中华帝国的文化中心距离遥远而遭到轻视。（思罗尔，页46）

这话说得未必周全，毕竟，整个东亚地带的域外政治体距离中华帝国并不遥远，我国古人也没有绘制含括整个东亚地缘的政治地图（比较布罗顿，页86-87）。康熙年间，利玛窦（1552 - 1610）将经纬制图法带到了中国，皇朝组织学士基于测量数据绘制成《皇舆全览图》，据说绘图技艺领先欧洲，却没有据说让中国皇帝对欧洲乃至全球地理感兴趣。

《皇舆全览图》之《湖广舆图》

若从政治史学角度来理解这一历史现象，那么史学家可以说：中华帝国自汉代定型以来就是防御型文明帝国，而“无边界”（sine fine）地扩张是“西方帝国具有的两大主要特征”之一。[18] 直到今天，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对政治地理的关注仍然主要在于中国自身，并不具有世界史的全球视野——我们迄今没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地理教科书。[19]

四

利玛窦带到东亚来的不仅有经纬制图法，还有地理大发现初期的全球地理新视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传到了日本，而且似乎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没有封闭在日本皇朝的书房，而是进入了民间：1605年，京都的教会学校的课桌上已经摆放着《坤舆万国全图》，从而产生了如今所说的“社会影响”。不到100年间，日本人已经绘制出模仿西人视野的世界地图，“对利玛窦笔下的世界形象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20] 在接下来的又一个百年（18世纪）里，基于现代式地图绘制的地理知识在日本已经实现“大众化”，其程度堪比欧洲，甚至还有过之。

《坤舆万国全图》韩国实学博物馆藏本（下图为局部放大图）

日本人不仅学到了欧洲人的现代地理知识，还学到了欧洲人的侵略扩张恶习。甲午战争末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中将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一封劝降书，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舰长转交。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21]

伊东佑亨中将的“劝降书”的文辞显得彬彬有礼，而他的说法也看似不无道理，其实不然。受西洋人欺凌后，难道就有理由欺凌邻人？国家受到欺凌当然应该“去旧谋新”“更张新政”以求自强，但这不等于国家德性有理由转而信奉欧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迫使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6月），开放东海沿岸诸多口岸（包括台南）。普鲁士王国闻讯后也组织了一支远征队（Preussische Expedition）前往远东考察，船上有两位年轻的地理学博士：马隆博士和李希霍芬博士。考察历时2年，经锡兰、印尼、菲律宾、暹罗（1949年改称“泰国”）、缅甸、我国台湾，然后到日本（1860 – 1862）。马隆博士回国后随即给普鲁士王府打报告：建议找个借口在我国台湾岛南部建立海军基地。普鲁士军方一度打算采纳这个建议，后来又否决了，原因是那里不合适，而非不需要在中国东部沿海找地方建海军基地。

李希霍芬（1833 - 1905）没有回国，而是接着前往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待了6年（1863 – 1868），并发现了金矿，引发后来的淘金热。随后，他在美国商人资助下到我国大陆又待了4年（1868 – 1872），受聘调查我国的煤矿资源。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7次远行做经济地理考察，每次路线都不同，足迹遍及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最终发现“中国的经济潜力让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都相形见绌”。李希霍芬回国时，普鲁士王国已经重新“开国”为德意志帝国（1872），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多卷本《中国：基于亲自旅行的［地理学］研究》。李希霍芬的这部五卷本大书从中亚山脉的构造谈起，描述华北和华南的地形、地质状况以及居民活动，史称“经济地理学”的经典之作，其中包含给在华欧美商会的经济调查报告。李希霍芬凭此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枢密顾问和科学院终身院士，与拉采尔并称第一代德国地理学大师。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1868年李希霍芬刚从美国西部到中国不久（12月），曾向普鲁士驻华公使提交报告，建议夺取舟山群岛作为普鲁士的“海军站和港口殖民地”。经过4年的考察后，李希霍芬又改变了看法，在给刚“开国”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府提交的策论报告中，他建议德国获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以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可以输出到德国。1895年《马关条约》一出，李希霍芬马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史称“政治地理学的杰作”。[22]

接下来考察中国地理最有成就的是美国人，这绝非偶然。1923年，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 B. Cressay，1896-1963）来华考察6年，写成《中国地理基础》。然后是了不起的拉铁摩尔（1900-1989），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如今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经典之作，虽名为中国古代边疆史，实为具有世界史视野的中华帝国政治地理史。[23]

如今的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政治史学问题：《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与《中国疆域沿革史》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问世，为何拉铁摩尔的著作与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前辈的同类著作具有截然不同的视野，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更具启发性的是前者。[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