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二战后如何打造“和平秩序”

日本虽然战败，日本的右翼政治人和史学家却从不承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一种“和平秩序”构想在观念上失败，其理由在于，这一构想所包含的政治诉求具有正义性质，即让东亚摆脱西方帝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这种论说显而易见是明目张胆的欺人之谈，因为它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自19世纪末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日本模仿欧洲式的政治恶习，儒家文明圈的传统东亚国家要么已经亡国（朝鲜和越南），要么正在亡国途中挣扎（中国）。

美国凭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绝灭性武器克制日本的霸权之后，是否会给东亚带来正义的“和平秩序”秩序呢？东亚人民有这样的期待并非没有根据，毕竟，美国的立国实际基于“独立自主”的正义原则。否则，脱离远隔大洋的宗主国的“独立战争”算什么呢？东亚人民有理由期待，美国会主持公道，在克制日本模仿欧洲式的霸道之后会让东亚实现独立自主的“和平”秩序。

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公园的中心广场举行的40多万人集会上，胡志明发表了越南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的演讲。今天的我们难以设想，胡志明以美国《独立宣言》起头的词句开始他的演讲。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帕蒂少将当时正在河内，他受命前往越南看望刚刚获释的被日军俘虏的美军战俘。在演讲之前，胡志明曾给这位美国将军看过演讲稿。帕蒂回忆说，他对胡志明引用《独立宣言》开头的句子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这段话属于美国人民，其他人都不应引用”。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发表演讲

胡志明的演讲开篇引用的《独立宣言》中关于“人权”的著名宣称其实来自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但胡志明把“人权”诉求转换成了政治体的“独立自主”诉求。这并非不可理解：没有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的支撑，所谓“人权”不过是一句空话。由此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一条正义原则，而且是古老的政治原则：在希罗多德的《原史》中，“自由”这个语词共71见，主要指政治体不受别的政治体支配的“独立自主”（autonomiē）。

接下来发生了让人惊诧的事情。英军率先进入日本投降后的西贡，但“在释放被日军关押的法国战俘的同时，却强行压制越南人的独立运动”。英军指挥官甚至“命令尚未被遣返的日本士兵向越南人开枪”，以“恢复秩序”。在动乱中，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位年轻中校被越南独立同盟的战士误当英国人开枪打死，胡志明得知消息后“明显在颤抖”，他担心美国政府会因此收回答应越南获得独立的承诺。他没有想到，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支持越南人从法国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自由的诉求，不是为了一个年轻中校的死，而是为了与法国结盟，美国政治人觉得“以牺牲越南的独立权为代价似乎微不足道”。[23]

美国政府长期奉行所谓“门罗主义”，拒斥域外势力插足美洲的“和平秩序”；1939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重申美国抵抗跨洋干涉的决心”（《美国战略》，页88）。胡志明以为美国帮助越南成为基于《独立宣言》精神的国家，却不知道斯皮克曼早在1942年就已经致力于打造美国“跨洋干涉”的决心。

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

无论麦金德还是斯皮克曼都没有预见到，二战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与俄国就走向兵戎相见的边缘，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新形式下的战争。[24] 1945年年底，美国驻苏外交官凯南（1904 - 2005）在莫斯科遇到后来成为著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的伯林（1909 - 1997），两人与另一位苏联问题专家从吃晚饭“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钟”。伯林让凯南相信，“苏联人认为他们与西方世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美国在制定对苏政策时，应该以此为基础。[25]

两个月后（1946年2月22日），凯南写下了那篇促使美国对苏采取“遏制政策”的著名“长电报”，据说写得“措辞优雅、情绪激昂”。随后，“凯南急于想唤醒更多的［美国］民众”，“在全国范围内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并出任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为了给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官员讲解国际形势，凯南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恶补“有关美国战略的书籍”，其中肯定少不了斯皮克曼的大著（《凯南日记》，页186）。

1950年元月，美国政府宣布了自己在远东的防御线：日本和菲律宾成为美国的远东基地。半年后，朝鲜半岛爆发内战。事发当天（6月25日），一切情况都还不明朗，凯南在白宫对国务卿说，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比朝鲜的战争更为迫切，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可能会给我们在远东的地位造成威胁。（《凯南日记》，页231）

凯南在日记中接下来写到，总统随即下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北上，并授权海军从太平洋海岸调动部队向西推进以加强兵力”，“授权麦克阿瑟负责空中掩护”。看来，朝鲜半岛爆发内战，美国首先采取的是针对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

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进逼中朝边界，遭到共产党的中国军队的毁灭性打击。1950年12月3日，凯南在白宫见证了美国面临的恐慌：“军方领导人认为，从朝鲜全身而退是唯一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整个地面部队的损失。他们认为，我们大概还有36个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最终能否有序撤退。”当时，美国军方高层甚至打算放弃整个朝鲜半岛，但美国的政治家们则出于政治常识坚持认为，“为了声誉和士气，必须执着地坚持下去。”（《凯南日记》，页251 - 253）

1950年9月，朝鲜民众在被轰炸后的废墟中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斯皮克曼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结尾”时写下的那些论断，那么，我们有理由说，凯南看似凭靠自己的天赋政治直觉做出决断，其实很可能得归功于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恶补“有关美国战略的书籍”。凯南后来被称为“遏制政策”之父，这指的是他制定了遏制苏俄的政策。现在我们知道，在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时刻，凯南也发挥过关键作用，而斯皮克曼则是当之无愧的“遏制中国”政策的“教父”。[26]

二战之后，英国与德国两败俱伤，在凯南看来，美国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在远东地区同样如此。凯南在1950年代的巡回演讲后来结集为《美国大外交》，这部文集为美国人的国际政治意识教育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其中有专文讲到亚洲尤其中国。[27]

1990年，苏俄瓦解之后，欧亚大陆再也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体足以联合大陆势力。美国的战略分析家米尔斯海默在为《美国大外交》重版写的序言中说，即便“传统上在欧洲扮演离岸平衡手的美国”从欧洲撤军“也不会有任何的不安全”：

然而，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以最近几十年的方式继续增长，那么，中国会成为亚洲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无疑会谋求以美国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控制亚洲。如果凯南还健在，他会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国时发挥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东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亚洲的野心一样。不幸的是，即使是与中国的亚洲邻国联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国的均势联盟方面发挥带头作用，正如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28]

因此，米尔斯海默提出了如下建议：

考虑到凯南的声望与他的遏制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到美国会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更为认真地考察凯南1947年文章中关于这一战略的所说内容是有意义的。（《美国大外交》，页14）

我们知道，美国自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长期对新中国实施封锁，并把中国视为苏俄帝国的附庸。二战以后，苏俄崛起为欧亚大陆最强大的政治单位，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国成了美国与苏俄战略争夺的场所，或者说置身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争夺地带。然而，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突破美苏夹击之后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