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

依据斯皮克曼的临终演讲记录稿整理而成的《和平地理学》（1944版）是本薄薄的小册子，标题中的“和平”这个语词相当引人注目。在我们的常识意识中，“和平”让人产生盼望甚至激发美丽的想象。因此，我们会感到好奇：《和平地理学》通过普及政治地理学知识主要讲战争，以及美国在战后应该如何凭靠军事优势遏制欧亚陆地上的政治体势力，凡此与“和平秩序”有什么相干？难道“和平秩序”的含义是凭靠军事优势遏制其他政治体？无论如何，斯皮克曼最终获得了godfather of containment［遏制（战略）教父］的美誉。

看来，除非我们熟悉世界历史、尤其欧洲式的国际政治史，我们没可能理解美国政治家心目中的“和平秩序”的实际含义。

“罗马和平”（pax romana）这个历史语词非常著名，其含义指凭靠强势权力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用沃格林的说法，“罗马和平”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这听起来似乎是说，“罗马和平”指单一政治体内的“国内和平”（civil peace），即克制政治体自身内部的内乱或内战状态而建立的强制秩序，其实不然。罗马帝国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它凭靠不断征服周边的诸多政治单位而成为一个疆域日益扩大的政治体。因此，“罗马和平”首先“指地理上的地中海沿岸及其边远地区的广阔空间，这是群雄竞逐的场域”。在罗马人眼中，orbis terrarum［地球］是一个权力场域，“群雄的政略”无不受这个广袤地理空间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要成功克制碎片化的地缘政治势力，就得凭靠imperium[帝国/权力]本身，否则“和平”秩序不可能建立。[7]

由此看来，“罗马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帝国和平”（imperial peace）：

犹太战争提醒我们罗马帝国和平的不稳定性；被征服的民族并没有被完全解除武装，罗马保护下的古老制度和主权国，被帝国秩序覆盖，然而却未被清除。换言之，只有以前独立的政治单元的记忆被抹去，只有和平地带内的个体感到自己不是团结在传统的或者局部的共同体内，而是团结在征服国内，帝国和平才能变成国内和平。[8]

罗马斗兽场遗址

显然，罗马共和国的“和平”与罗马帝国的“和平”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罗马共和国已经充分显露出自己具有帝国扩张的欲望，它使得这个城邦共和国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疆界：先把意大利部落社会组织进邦联，随后就开始征服不属于意大利种族单元的其他人民。罗马帝国不得不扩大罗马公民权，以便转化“和平”秩序的性质。

“罗马和平”遇到的麻烦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体都会屈服于罗马帝国的“和平”。“罗马和平”出现之前，塞琉古帝国（公元前312 - 前64）也曾致力打造一种“帝国和平”，但没有成功。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 – 公元224）突破塞琉古帝国的“和平秩序”迅速崛起，与罗马势力的崛起迎面相撞。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夺亚美尼亚控制权的战争，帕提亚帝国最终迫使罗马帝国签订了一个划界而治的“和平”条约（公元63年）。

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边界地图

这时，地球上出现了三个并存的帝国式“和平秩序”。在随后的世界历史中，帕提亚的“和平秩序”和罗马的“和平秩序”先后土崩，除了东亚地带的中华“帝国秩序”外，从地中海周边到欧亚大陆腹地，新的“帝国秩序”此消彼长、相互厮杀。

基督教欧洲的“帝国秩序”最为奇葩，因为这个帝国的内部秩序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反倒经历了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厮杀，最后干脆形成了一种以帝国内部的“国际”战争为常态的“和平秩序”。基督教共同体之间的战争状态就是“和平状态”，战争“法”就是“和平”法，按阿隆的分类，这种国际间的“和平”样式可以叫作“均衡”（equilibrium）秩序（《和平与战争》，页148）。

“和平”作为政治秩序离不了基于铁血的强权，但秩序本身还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和平”与“正义”（pax et justitia）往往连属。可是，何谓“正义”的秩序以及何谓“正义”的战争，从古至今都让人大伤脑筋。何况，单一政治体内部的正义与政治体之间的“国际”正义还不是一回事儿。基督教欧洲这样的政治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很难区分“国内和平”与“帝国和平”，一旦遇到这样的政治史现象，人们对思考“和平”秩序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感到绝望，完全可以理解。

西方主流政治学的“非道德”传统

阿隆的巨著《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长达700多页，仅仅在附带情形下提到过一次“正义”这个概念（《和平与战争》，页16）。对阿隆以及绝大多数欧洲的政治理论家来说，讨论国际政治问题不得不采取“非道德”立场，即凭靠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来思考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

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

这样做的理由既简单又明了：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关切人世政治生活中的“正义”，但“17世纪撕裂欧洲的宗教冲突”迫使西欧的政治思想家不得不放弃对政治的道德思考，由此“产生了以《利维坦》和《神学政治论》为代表的国家中性理论”（《和平与战争》，页1）。这意味着，政治体中的人们有不同的宗教-道德诉求，政治冲突不仅会因此而无休无止，还会变得愈益残酷，不如在思考如何建构政治秩序这样的问题时干脆放弃道德上的考虑。

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还经常提到另一个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考基于人口和地域面积都非常小的城邦政治单位，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庞大而又复杂的政治体与生俱来的问题。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思考的问题，换到帝国秩序乃至多帝国秩序的语境中就不再成其为问题。

希腊政治理论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这样一种局势：现有的城邦长期致力于建立新城邦。从选址开始，经过城市规划，再到草拟政制，创建新政治单元的可能性构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构理想国的背景。只有在发现美洲、西方开始殖民定居后，建立各种新政权的视野才被大规模地再次打开。[9]

沃格林依据的例子正是基督教的欧洲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始于查理大帝，但它自分裂以来始终未能建立起“和平秩序”。

只要一个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和群体从根本上同意接受一种客观秩序，那么尽管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或许会导致许多严重的冲突，正如我们在“授职权之争”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对于他们全都在那种秩序之下生活，与它有同样的距离，却不存在任何破坏性的疑虑。然而，如果这种共同纽带之情因许多特殊共同体——比如说教会、各民族王国、教派和修道会——日益增长的情感所引发的紧张而遭到破坏，在冲突中谁可以做出最终的决断以及为什么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一套唯名论的法学理论最感兴趣的问题不是秩序的正常运转，而是秩序瓦解的紧急状况以及能够做出决断来维持秩序的紧急权力。（《中世纪晚期》，页124）

14世纪初，意大利人马西利乌斯（约1275 - 1342）写过一部大书名为《和平的保卫者》（1324）。当时，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的神圣罗马帝国正陷入帝国秩序内部三个地缘政治单位争夺帝国领导权的乱世之秋：法国国王、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和意大利的罗马教宗都想问鼎帝位。为了抵制罗马教廷宣称拥有帝国秩序的领导权，马西利乌斯诉诸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但他删除了亚里士多德在看待政治体问题时具有的德性眼界。在马西利乌斯那里，“和平秩序”与其说因为体现了政治性的善即正义而值得追求，不如说是为了夺取帝国秩序领导权所需要的如今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宣称。用唯名论式的表达来说，“和平秩序”不过是强权秩序的一个名称。[10]

马西利乌斯出生于威尼斯南面的一座小城帕多瓦（Padua），作为有学养的高级教士曾出任巴黎大学校长，但他却为试图夺取帝国领导权的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四世效力，而非为罗马教宗效力。[11]用今天的话来说，马西利乌斯要保卫的“和平”究竟属于国内秩序还是帝国秩序殊难说清。

《和平的保卫者》初版

（被炸毁于 1807-1814 年英国-丹麦战争早期）

史称马西利乌斯的政治学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先声，记住这一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值得充分意识到：无论阿隆还是沃格林的理由都不足以证明，放弃对“正义”的古典政治哲学式关切是对的。苏格拉底或孔子追求德性的政治，显然并非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政治体很小，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宗教–道德分歧很小。“正义”秩序的标准很难找到或难以确立，不等于应该放弃寻求正义的智识努力。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思考与古典政治哲学式的思考的根本差异在于智识的伦理品质，而非仅仅是知识类型的不同。因此，沃格林的如下说法的理由并不充分，除非它指欧洲近代历史上的那些政治思想者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任何非希腊的环境中都会引起的基本问题是：完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中世纪（至阿奎那）》，页78）

事实上，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思考并非没有自己的“完美社会的标准”。阿隆在说到以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国家中性理论”时，随后就提到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及卢梭所捍卫和发展的“公民自由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民主政府”理想：通过权力平衡制约的代议制政府和“诉诸人民意志却拒绝一切受制于人民主权的所谓民主政府”（《和平与战争》，页1）。[12]

《自由引导人民》，欧仁·德拉克罗瓦

20世纪以来的诸多战争就发生在这两种类型的“民主国家”之间，而阿隆实际上想说，“人民民主”是实质上的专制政体。只不过，按照价值中立的历史-政治社会学思考方式，阿隆认为可以搁置这类真假民主政体之争，仅仅凭靠类似于自然科学式的政治知识——比如地缘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来看待国际间的冲突或致力于建构某种“和平秩序”。

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就是这样的尝试，即致力于凭靠政治地理学打造“美国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