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晚年（1974）还重刊了《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他在重版序中说，自己早年的这部处女作“提出的许多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得到过学术界的认真讨论，很多观点就此被束之高阁，因此，今天看来，此书并非完全是无用之物”（《杂纂》，前揭，页2）。宫崎若在冥府中得知，我国的某些个著名博导史学家眼下正积极旁衍发皇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他那张阴脸一定会欣喜不已。

宫崎并非扒疏史料的实证史学家，而是致力于施行政治教育的通俗史论作家，他在战后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与日本右翼势力在美国扶持下的兴起相呼应。[10]1960年，宫崎市定在《东亚史论》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冯道与汪兆铭”史学随笔，借五代时期的宰相冯道（882 - 954）为汪精卫正名，可以为证。

冯道在五代乱世曾先后为十位皇帝当过宰相，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斥为“奸臣之尤”。冯道是否应该得到当今中国史学的重新评价是一回事，宫崎借冯道“正名”替汪精卫“正名”是另一回事。公元十世纪时，整个世界还处于所谓“国际无政府状态”，十九世纪以降则已经已经进入所谓“国际体系”时代，国际关系法则岂可同日而语！[11]

宫崎的文章这样起笔：历史上有些人会“被认为是‘古来无节操’、不知羞耻之流的代表。但事实真的那么简单吗？”说过冯道的历史故事之后，宫崎笔锋一转：

日本军队攻入中国，国民军一败涂地，带着中国人一起逃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而当中国人民无可奈何地沦入日本人的统治时，又有谁能够多少为他们争取一些权利呢？这时，能够像冯道那样去请求日本解救“佛陀再世都无法解救”的人民的人，必须是既获得中国人的信任，又在日本人面前吃得开的人。寻遍中国，这样的人除了汪兆铭别无他者。（《杂纂》，页61）

宫崎的说法让笔者不禁想起钮先铭（1912-1996）将军的《佛门避难记》。如果宫崎重“事实”或“史实”，那他应该读过这本基于亲身经历记叙的史料（1940年代就已经刊布）：日本军队夺取南京时，国民军如何一败涂地，“带着中国人一起逃跑”如何不可能，以及“佛陀再世”又如何也不可能解救人民。[12]

钮先铭将军的亲身经历尤其让我们看到，宫崎所谓的“朴素”的日本生命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我们的史学界中竟然有人说，宫崎看重历史上的“朴素主义”因素十分“可贵”，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宫崎紧接着还有更为无耻的说法——他显得替历史人物主持历史公道地说：

尽管如此，日本战败后，蒋介石的做法却不近人情。表面宣称对日本的罪恶既往不咎，其实却是穷追猛打，对曾经作为南京政府协作者的迫害更是令人发指，这就等于自己丢弃了作为战胜者的荣光。在中共成功的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曾经参与过汪兆铭政权的人员的逃亡和覆灭，正加速了国民政府统治的覆灭。结果是，成功后的中共政权，对国民党自由思想的抬头抱着强烈的警戒心，且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杂纂》，前揭，页61）

在这样说之前，宫崎说，“现在的中共”和台湾的国民党都把汪兆铭“当作汉奸来对待，同时他也被日本人忘却了。但是从他的境遇来看，又有什么人有权去唾弃他呢？”我们难道不应该指着宫崎那张看似温文尔雅的脸问：有权唾弃汪兆铭的人还少吗？张自忠（1891 - 1940）将军没有权唾弃他？摄影艺术家沙飞（1919 - 1950）没有权唾弃他？

刺杀汪伪政权特务头目的郑苹如女士（1914 - 1940）被汪精卫下令枪决时年仅26岁，她在刑前对枪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打我的脸，我的脸很干净！”郑苹如的这句话打了汪精卫的脸，如今我们的某些史学家却跟着宫崎为汪精卫长脸，据说因为他善写诗词，无异于与宫崎一起打郑苹如的脸。

宫崎的说法应该让我们长见识：这位史学家的所谓史学“客观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民族情感并非就没有正邪之辨，宫崎“有权”为自己的民族承担义务，但他也“有权”为邪恶政治鸣冤叫屈？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的某些史学界人士的脑筋究竟怎么啦，竟然让人如此恶心！几年前，曾有几个中国的小瘪三穿着皇军制服偷偷在上海四行仓库大楼门前拍照留影，没准就是我们的某些史学家教出来的。

在笔者看来，问题也许出在我们自己对世界历史缺乏应有的认识：经济观式的世界史观已经无法应对新的政治现实催生出来的史学问题。无论是内藤湖南还是宫崎市定、冈田英弘抑或杉山正明，他们的史学论著让中国学界不明就里的人觉得耳目一新，不外乎因为他们无不具有所谓“世界史的比较视野”。据宫崎说，古希腊的史书作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珀律比俄斯）无不是“把过去作为现在的衬托而加以利用”，“把现在逐渐延伸到古代的过去”。[13] 我们的史学家自己没有认真研读过古希腊史书，不可能知道宫崎的如此说法完全是胡扯。

（本文为刘小枫教授的新著《拥彗先驱：走向政治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中的一节，感谢小枫教授及“六点分社”授权观察者网刊发。）

注释：

1、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2、宫崎市定，《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孙晓莹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马云超、张学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3、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谢辰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4、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张学锋、马云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5、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解读<史记>》，马云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6、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人物论》，林千早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7、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张学锋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8、宫崎市定，《东洋的古代：从都市国家到秦汉帝国》，马云超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9、宫崎市定，《中国的历史思想：宫崎市定论中国史》，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0、宫崎市定，《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马云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1、宫崎市定，《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张学锋、马云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2、宫崎市定，《从部曲到佃户：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张学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3、宫崎市定，《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4、宫崎市定，《科举》，宋宇航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