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小枫）

早在1970年代，美国“新清史”领军人物之一欧立德（1968-）的日本老师冈田英弘（1931-2017）就致力于接续二战期间日本史学家的抱负重构世界史，其长达20年的史学建构在《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1992）中得到完整表述。[1]

2010年，年届八旬的冈田英弘出版了《从蒙古到大清》，副标题“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续”明确刻画了从“新蒙元史”到“新清史”的史学路线。在冈田看来，重构东亚史的关键在于清除汉文明中心史观，建立“非汉中心史观”，即以蒙古帝国—大清帝国—日本帝国为主轴的东亚史观。[2]

冈田英弘的史学抱负并不算新，皇军执政时期的日本史学界就有这样的抱负。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的军事行动激发日本汉学家要摆脱西洋人的世界史观念和框架，从东亚的地缘政治出发来重构世界史，因此可以称为“皇军东亚史观”。

宫崎市定（1901-1995）是这种世界史观的主要表述者之一，在他眼里，日本帝国与西方的交手堪比13世纪的蒙古帝国与西方的冲突，皇军的历史虽败犹荣。他在战后（1958）修改补充的《世界史序说》中说，战时的日本“过分急于追求表面的繁荣，缺乏内省，忘掉了应负领导东亚民众的义务，反而做出了压迫东亚民众的蠢事”。尽管如此，“好也罢坏也罢，应该做的事情大体上都做了。”[3]

1937年，日本军部曾组织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学家们编写过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1944年出版，24万字，原稿100多万字），为日本吞并中国寻找历史经验。[4] 对比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到，冈田英弘的新世界史绝非什么方法论上的“新”（所谓疑古的批判精神与世界史的比较视野），而是政治论上的复“旧”，让皇军东亚史观换了“新世界史”这件新衣。我们若以为这仅仅是所谓“史学方法”上的“新”，跟着“重新讲述”蒙元史或清史，这仅仅表明我们自己对史学太过缺乏政治意识。[5]

晚近几年来，宫崎市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最走红的中国史通俗作家，其著中译本坊间已多达近20种，某些品种甚至有两个译本，堪称怪事一桩。毕竟，宫崎是当年日本军部主持编写《异民族统治中国史》时的主要写手之一。在此之前，为了提高侵华日军的政治觉悟，宫崎曾写过著名的政治史论《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1940）。这部小册子既是宫崎的处女作，也算得上是皇军东亚史学的开山之作。1960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将这部书作为反面教材译成中文，供业内人士看清政治敌人的面目，如今则有了全新的译本，并成为教育中国人的新颖史学教本，岂非咄咄怪事。[6]

我们若以为宫崎在战后改掉了其史学写作的皇军习气，那就大错特错。1942年，皇军统治下的日本文部省为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施行历史教育，曾组织汉学家编写《大东亚史概说》，宫崎是主要写手之一。他在战后回忆说：

按文部省的意图编的大东亚史，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因而它的范围包括印度以东，也就是亚洲大陆的东半部，而把日本放在像扇子轴的中心位置上，期望写成皇国文化的光芒向西普照那样的历史。

在日本战败后的今天，人们总是喜好把战争说成一切的一切都是日本不对；但是，至少把亚洲归还给亚洲人这一口号没有错。而把这样十分明显的道理，理解成为十分明显的事实，确是这次战争以后的事。[7]

1947年，宫崎出版了《亚细亚史概说正篇》，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大东亚史概说》中他所承担撰写的部分，而这部文部省历史教科书因日本战败已经搁浅。

宫崎在皇军中服役“前后两年多”（曾驻扎上海），后游学美国和欧洲。1938年，他从法国游学回国时，日军已经夺取南京正向武汉进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宫崎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其主旋律唱的是：中国“文明”本质上病弱兮兮，总需要周边具有旺盛的“朴素”生命力的民族更换血液。无巧不成书，就在同一年，我国第一代世界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出版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

1958年，宫崎在为其论文集《亚细亚史研究》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回忆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很快意识到，“日本如果打败了可就糟了，所以但能增强一分作战力量，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日本战败后，宫崎始终“自信”“以前的各种见解大体上没有错误”，公然宣称他的东洋史观一以贯之。[8]

战争期间，宫崎还发表过让日本人觉得脍炙人口的史学随笔《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宫崎晚年（1975）重刊此书时写到：

今天再次阅读，不可否认，在我的撰述意图中确实有些“发扬皇威”的意思在里面，措辞上也显得有些过时，今天看来简直毫无办法。然而对我来说，那种动不动就通过揭露自己国家的劣根性来表示进步的现代风潮，反而令人觉得不适。[9]

我们的某些史学家如今把这部随笔集推荐给中国人当休闲史学读物，仅仅让人觉得可笑？宫崎身为日本人以“皇军史学家”的身份为日本军部贡献“作战力量”并非不可理解，但如今中国的史学家把他捧为中国史教育的祭酒则令人匪夷所思。尤为荒唐的是：对自由主义头脑的中国史学家来说，揭露自己国家的劣根性是思想进步。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某些史学家的伦理品性低劣至极，却自以为学问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