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的农民问题，是需要通过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的农民问题是如何让大量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化和充分使用。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并且做对了，所以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当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依然面临着如何以市民化减少农民数量的问题。只有围绕人，围绕农民市民化来做文章，让大多数人变成市民和非农就业，才能找到促进共同富裕的钥匙，我国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呢？

目前仍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农村有商品市场，但没有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抵押市场和产权市场，农村的耕地、宅基地、住房、林地、林木等财产权不可自由交易，无法货币化、资本化。

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偏低，在农村积累的财产不能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增值，农民也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增值红利。分享增长的红利不仅在收入增量上，存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农村不存在财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循环，农民难以获得财产性收入。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现象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东部地区，这一体制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只是暂时被较高的发展水平所掩盖。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农民作为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有外出打工的自由，但作为社会成员因受到诸多体制的约束而没有家庭迁徙的自由。

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同城平等的就业待遇，农民工家庭在子女上学、老人养老、保障房等方面都不能享受同城平等待遇。社会的发展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人能力的普遍提升，尤其是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受到限制。

近年来，我国在政策、改革上花了不少功夫，但仍面临一些障碍。比如，农民工家庭即便成为新市民群体，仍与老市民群体的基本权益存在差距，这种社会身份的差异限制了农民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使用，特别在教育方面，由于流动受限而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形成。

大家可能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依靠技能教育培训。实际上，流动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如果没有流动，农民的技能是难以有效提升的。四十年来，农民工作为生产要素和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有效提升了技能水平，但作为社会成员如何更好地实现自由流动和享受同城平等待遇，将是下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重大课题。

浙江仙居：“共富工坊”促进村民共同富裕。图源：视觉中国

第三个问题是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二元。产权包括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使用权、转让权等方面。目前，所有权的裂变，从而形成与产权的分离及其产权的交易已经实现，尤其在国有经济中非常明显。

国有产权可以交易，农村集体产权不能完全交易，只有耕地可在有限范围内流转。以占有权为中心的所有制向以使用权为中心的所有制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在这个趋势中，农村滞后于城市。因此，农村效率低于城市。两种所有制怎么有效融合，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只有破除三个“二元”，缩小城乡差距才有希望；只有让农民财产权更充分地流动起来，包括自由选择、交易，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如果长期将农民固化在农村、固定在土地上，农民收入的提高、技能的提升都会遇到天花板，财政手段的作用也会边际递减。只有进一步推进市民化，减少农民，国家才能走向共同富裕，真正走向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

近四十多年来，我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大大减少了种地的农民，同时也实现了农业的工业化，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下阶段还要进一步减少社会身份的农民、集体身份的农民。

只有这样，中等收入群体才能扩大，国民能力才能得到普遍提升。只有重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区域结构，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才有前提和基础。

因此，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不能只在分配上做文章，必须探讨决定分配结构的更深层次基础是什么，在现阶段就是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而带动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