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导社会的“分配预期”？

在国家帮助下，提升每一个人的能力，这涉及“分配预期”如何引导。如果有一种预期：等着国家来让我富裕起来，那么，提升自身能力的努力就不会产生。要消除坐享其成的预期，必须形成努力与所得相挂钩的分配预期，并让它确定和稳定下来。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其实已经明确了构建分配预期的原则。

其中的“劳”是和自身努力挂钩的，既有简单的“劳”，创造低附加值；也有复杂的“劳”，带来高附加值，两者带来的回报自然是不同的。其中的“要素”是通过收入积累形成的财富进入市场来配置使用，通常表现为“资本”这个要素。获得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财富通过市场实现资本化。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财产性收入或资本性收入，必须承认和保护私人产权，并健全市场规则。这也是明晰分配预期的一个重要条件。

否则，就不会有人通过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来创造和积累财富，也不会有人拿着自己的财富去市场上冒险变成“资本”办企业，或投资到别人的企业。一个社会有了清晰的分配预期，人人努力、人人参与和人人共享的社会格局就会形成，共同富裕就有了希望。这涉及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的关系。对于“公平”，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人趋向于平均主义，过度强调贫富差距的缩小。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怎么把握贫富差距的度？缩小到什么程度社会才可以接受？这个分寸很难拿捏。我觉得，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充分发展起来之前，结果公平一定是在底线上实现的结果公平，即底线公平，目的是防止两极分化。

促进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防止两极分化，坚决稳住底线。而要做到底线公平，政府就必须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大力度。我国提炼概括出一个“七有”原则，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弱有所扶。这个“七有”原则是中国实践的系统总结，目的在于保障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从“七有”来看，不仅要从基本公共服务的角度追求均等化，更重要的是促进所有人获得基本的能力。而要获得基本能力，就必须做好“四基本”的保障：即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和基本住房。

这是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基本能力的前提条件。底线公平有了保障，两极分化就能有效避免，每一个人的生活就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善。

福州：武夷山国家公园设立一周年 共同保护变共同富裕。图源：视觉中国

所以，我们讲结果公平，应该更多从底线公平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并实施结构性改革，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而不是针对贫富差距泛泛地强调缩小，那样的“缩小”很容易落入平均主义的陷阱，导致国家发展停滞不前。世界上不乏这样的前车之鉴。如一些拉美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造成老百姓生活倒退，原因就在于平均主义的政策倾向导致发展不能持续。

我们在强调底线公平的同时，还要承认结果的差距，就是不设天花板，不搞同步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实际上是在部分人先富起来、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去不断地促进共同富裕。不能说现在我们要拉平、搞齐步走，这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在结果上还得承认差距的客观存在。

除了底线公平上做足文章，更重要的是在发展机会上追求平等，让每一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相匹配，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这实际上是一个分配预期的问题。如果老百姓把分配预期的重心都放到政府身上，就意味着对政府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反而会弱化努力与所得之间的关系。

如果两者的关系出现弱化，大家就不会去勤劳致富，也不会去积极创新，只会等着政府让我富起来。一旦社会形成了这种预期，蛋糕就不可能做大，人的发展也会落空。从当前现实来看，如何努力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共同富裕的实践挑战

从实践来看，促进共同富裕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发展任务繁重。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未富先老”、“未富快老”等问题。特别在全球陷入极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这种演化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

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构建中国发展的确定性，仍是我们当前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从体制上看，我国仍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效推动了城乡差距，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

从社会来看，我国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社会，2021年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53.3%。农民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面临的农民问题不尽相同。革命时期面临的农民问题是因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农民，这也是经历许多挫折之后才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