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苏尼特左旗的居民把鼠疫重新拉回到公众视野，也让我有机会动笔写一篇文章来追忆父辈们在控制和消灭鼠疫这时所做出的贡献。下一次鼠疫在中国再次成为新闻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之后了。

苏尼特左旗医院的医生没有在收治病人之后做出鼠疫感染的初步判断，只能说是极端个案，是过于长时间的平安无事导致的疏忽。在中国现有鼠疫防疫和传染病防控体系下，即使有这样的极低概率概率发生，也绝无进一步传染的可能。

三

在内蒙古，鼠疫防治的体系从自治区成立那天起开始建立。

上世纪初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那次著名的鼠疫大流行，因为造成了国际影响，所以有充分的记载和研究。中国鼠疫研究的奠基者伍连徳因为在这次灾害中的杰出贡献而被人们所铭记。小时候，在父亲的办公室我曾经见过他撰写的《鼠疫概论》。

但在此之后，内蒙古东部地区鼠疫流行其实一直持续不断，只不过因为没有传播到大城市，成为被遗忘的历史。

据记载，从1901年到1949年的49年内蒙古曾经发生过41次鼠疫流行，发病2000人以上的就有8次，死亡达81143人。1947年初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就有一次人间鼠疫开始的大流行，5月通辽县爆发人间鼠疫，波及内蒙古东部14个旗县，30306人感染，死亡20089人，仅通辽一县就死亡12771人，全家死绝的就有316户。同年7月，刚刚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再次爆发人间鼠疫。面对严峻形势，中共内蒙工作委员会决定在自治区政府领导下成立由党政领导亲自参加的防疫委员会。为争取尽快扑灭鼠疫，9月16日自治区颁发政府第一号令，在王爷庙设立防疫本部，并从机关部队学校抽调大批人员组成防疫大军。

1948年1月1日，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在元旦献词中，把防疫工作和打仗、生产并列为内蒙古的三大中心任务，制定了“早发现，早就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方针。所有疫区的人员外出时必须有十日内本人和家属无患病的旅行证明方准予通行，以防止鼠疫的蔓延。

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技术力量非常薄弱。1947年政府拨出防疫专项经费530多万元，疫区常年坚持工作的人员达到3300多人，经过三年坚持不懈的防治工作成功的控制了疫情的流行，发病死亡人数逐年大幅下降，1948年下降到1947年的10%，到1949年发病率进一步降到1.3％，病死人数占发病人数的1.2%。

从50年代开始，自治区的防疫工作转向日常化，一整套鼠疫防治的体系被迅速建立起来。自治区有卫生厅直属的防疫大队。各盟和旗、县级的防疫站都配备了专门针对鼠疫的防疫人员。此后，作为鼠疫疫源区最多、最大的内蒙古，再没有爆发过大的人间鼠疫流行。50年代中期每年的染病和死亡人数就下降到个位数。到80年代之后，几年才会发生一例。

50年代的内蒙古防疫人员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1978年，父亲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了著名的全国科学大会，他是全国上千位代表中唯一的鼠疫防治研究工作者。从中可以看得出内蒙古对鼠疫防治工作的重视。

四

从童年起一直到上大学，我就生活在鼠疫防治研究所的大院里。最早单位在市中心的一座苏式四层楼房里，后来被迁到近郊的一座二层小楼。单位的名字被改为内蒙古流行病防治研究所。鼠疫，这两个极容易引起人们不适反应的词被拿掉了，但在那座小楼里的人们，大都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了鼠疫防治工作。

由于对鼠疫的忌讳和保密需要，他们的工作很少见诸于媒体和公众，业务交流也完全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老鼠、跳蚤、鼠疫菌贯穿了事业的始终。随着鼠疫被基本驯服，他们的工作以后就更没人知晓了。如果不是这次意外，我大概也不会抽时间来写这段历史。

60年代父亲刘纪有在野外工作（右）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他们当中有伪满时期的专家，有50、60年代从北京等大城市分来的名牌大学生，有下乡抽调回城的知识青年，有恢复高考后分配来的大学生。我熟悉他们的中的很多人，也从父亲的日常谈话中对他们的工作有些了解。

从1956年毕业一直到2007年去世，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父亲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鼠疫。在和癌症抗争两年多之后，他用最后的半年时间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一本几万字的回忆录。真正让我对父亲这一代人鼠疫防治工作有全面了解，缘于帮助整理和印刷父亲的这本回忆录。

书中记录了这样两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

一次是对大批活体老鼠进行强毒鼠疫菌注射，试验要求必须一次完成，如果在过程中稍有不慎，刺破手指就有感染鼠疫的风险。父亲选了两位技术过硬胆大心细的女同事岳明鲜和梁必军作为注射者，自己和另外一位年轻同事做助手，在条件简陋而有闷热的实验室，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挥汗如雨，一口气干了好几个小时，完成了全部工作。父亲写到“我被两位女同事深深的感动，深知她们是用毅力坚持下来，多年来，我经常和别人讲起她们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