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戈】

我熟悉鼠疫的味道。

几天前，当听说北京朝阳医院确诊两位鼠疫患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想到他们极有可能来自内蒙古。那种久违的味道很快的就充斥了我的鼻腔。

那是一种混合着福尔马林、动物粪便、陈腐的尸体、羊膻和少许肉香的味道，湿润、温暖，令人作呕。

过去的几十年里，有那么几次，仿佛附近有一个阀门被一下打开，我突然就闻到了这种味道。比如，一次是看电影《卡桑德拉大桥》，当侵入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恐怖分子，不小心在实验室感染了鼠疫菌，逃上列车的时候，这种味道就在电影院弥漫开来。

比如，一次是看加缪的小说《鼠疫》，当读到这里：“4月16日上午，当贝尔纳 里厄大夫走出诊所，在楼梯平台中间绊倒一只死老鼠，当即一脚踢开，也没有在意，就下楼去了”的时候，图书馆里，不知从哪个方向就飘出了这种味道。

比如，当我在维也纳著名的斯蒂芬大教堂游览的时候，当看到铭牌上的介绍，这里埋葬着17世纪死于鼠疫的数千个维也纳市民的尸骨的时候，这种久别的味道又突然而至。

一

这种和鼠疫关联起来的味道来自于1979年夏天的某一个傍晚。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距离中蒙边境不远的草原深处，有一排低矮的干打垒房子。房子的前面有一块排球场，晚饭后，不少说着汉语普通话的青年男女会在落日的余晖中打排球，欢声笑语在空旷的草原上可以传到很远。

排球场、普通话和旁边停着的一台大卡车，让这里和周围的牧业大队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这里是内蒙古鼠疫防治研究所的实验基地，父亲刘纪有是这个基地的负责人。那一年夏天，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暑假。

70年代父亲和同事在草原上（第二排右三） |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当我从排球场边跑到干打垒最东边的厨房去搞口水喝的时候，一打开门，差点被熏了一个跟头。我闻到的就是前面描述的那种十分丰富又饱满的味道。

当眼睛适应了屋里昏暗的光线以后，我看见了这种味道的来源——一口直径一米的铸铁大锅里炖着上百只老鼠，有的老鼠的皮肉已经脱落，露出白森森的头盖骨和长长的牙齿。灶旁边，父亲和他的几个同事们在谈笑，他们穿着白大褂，似乎根本闻不到屋子里那么难闻的味道，就像是学校食堂里的一帮大师傅。其中的一位一边拿夹子不断翻弄着已经熟透的老鼠，让它们的尸骨更快的和皮肉剥离，一边幸灾乐祸的告诉我，锅里煮的老鼠会制作成标本，作为档案编号入库。

每天，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大卡车会拉着一车人离开基地，驶向更深的草原深处。远远的看过去，这是一群装扮十分诡异的人，他们人手一把铁锹，腰上别着或者手里提着一排老鼠夹。一点没遮拦的骄阳下，每个人穿着翻毛皮鞋，长及膝盖的高腰白布袜，带着白帽子、白手套、白口罩，挖洞，下鼠夹，然后匍匐到稍远的地方观察，神情很像钓鱼。每当打到一只老鼠就会传来一阵欢呼。

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的时间，父亲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终年在草原上挖洞、下鼠夹、在老鼠身上找跳蚤，在显微镜下识别跳蚤，在简陋的化验室分离鼠疫杆菌。有好几个春节，他都是在草原上过的。

差不多在同一阶段，除内蒙古之外，在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地的数千鼠疫防治工作者在十块鼠疫疫源地进行着同样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被集合成“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在第一次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中，这个凝聚着全国众多研究者心血的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作者供图

二

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中国鼠疫疫源地的老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的种群与分布、跳蚤的种类和生活习性、老鼠之间鼠疫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动物和人之间鼠疫传播的方式和方式，人被带菌跳蚤叮咬后染病的概率和潜伏、发病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掌握了鼠疫在中国传播方式和路径。

中国全境鼠疫传播的规律被掌握之后，各地防疫工作者获得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标准流程，使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形成的整套鼠疫防治系统的工作有了科学依据。一旦疫源地出现鼠间鼠疫，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被防疫人员所掌握，当地农牧民就会被告知提高警惕，一场防疫大战就在当地静悄悄的打响。大部分情况下，鼠间鼠疫很难传染到人。

从90年代之后，中国全境每年感染鼠疫和死于鼠疫的人数都保持在个位数，有些年份甚至出现全国零感染零死亡的奇迹。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大大低于差不多同样面积、同样纬度的美国。比起每年因感冒而直接死亡的人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根本不用惧怕鼠疫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