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全新的国庆档生态里，那条早已铺垫下的隐现——“小”与“大”的辩证互动，竟仍在进行。里面至少有这样几个可堪关注的新气象与趋向。

第一，“大”的多维实现。

从2021年的《长津湖》到去年和今年的《志愿军》，“大”仍在国庆档里占据至高点，向着更广更强的规模气场攀登；但此一种规模气场，已不同于《大决战》和《开国大典》“举国资源”的、“官修史书”的“政治站位之大”，而更多示现为投资规模、场面特效规模、宣发规模等产业化指标上的“商业效应之大”。

至于之前若干次国庆档，还有过形式更活泼的“大”：

2009年的《建国大业》，乃是演员阵容之“大”——172位明星参与演出；

2019—2021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乃是主创阵容之“大”——十几位一线导演聚合而成的同题创作。

第二，“大”的小切入口。

越来越多平民史观和低位视角被加入，反向促成了更多集体性的情感共鸣，近年里国庆电影所试图达成的群体共鸣重建，日益从意识形态话语认同、阶级感情认同、革命身份认同，扩展为族群情感认同、社会心理认同、自我价值实现认同。

这就是为何，《长津湖》选择一支小连队中的一位新兵蛋子作为端口和共情对象，《我和我的xxx》系列虽遍涉开国庆典、两弹一星、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大事大政，却也一水儿由普通人置身其间的生活经验，短小精悍地拼贴构成。

第三，“小”的大命名。

典型样本是2019年国庆上映的《中国机长》，同为空难自救，题材极接近2000年国庆的《紧急迫降》，但标题上的差异却一目了然：中国，开始被明确添加在单个英雄的职业表述之上，作为某种升华前缀。

该电影并非一流佳作，但此种立意倾向，多少暗示了“小”事迹实现“大”回归的隐性努力：从个人操守、个人素养、个人业绩的彰显，再次升华到舍生忘死、心系苍生的家国天下叙事。

毕竟，越是平凡人的“小”日常，越被内卷内耗、物质奔忙、精神空虚所困，也越有对理想主义唤起、英雄梦重温的潜在“大”期待。

最后，有必要看一眼今年的国庆。

它依然体现了文中总结的几乎各种特质。“大”和“小”的同在：《志愿军：存亡之战》的大史诗，与《爆款好人》的轻喜剧、《熊猫计划》的小萌物、《只此青绿》的淡水墨，同屏共舞。类型与样式的多元：《749局》的冒险奇幻、《浴火之路》的复仇故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动画卡通，都在十一上映，就连进口大片《变形金刚：起源》都获得了共襄盛举的资格。

但比较遗憾的是，它们丰富、充足、热络，却并未充分实现“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质量上的初心。

除了《志愿军：存亡之战》这个品相上最契合国庆的存在，其余参与者，在各大网站上的评分竟无一超过7分。

换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国庆档敞开大门、主动迎向更开阔更包容的场域，但正因如此，才亟待更多合格与优质的内容来填充该场域，而当前内容生产的数量足够、优质度却尚未跟上”的微妙转折点。

甚至，商业片的全新框架、市场导向的评判标准，与传统思维中“国庆献礼”自带的政治光环、以及由此种光环所赋予的某种荣誉感和免责权，确实容易发生不可避免的龃龉关系。

这也使得，“国庆档反而更容易让主创心理失衡”，成为一类哭笑不得的频发现象：去年陈凯歌为第一部《志愿军》所做的失当营销曾引发争议，今年陆川“冲我来，别冲我的演员”招致全网群嘲。

总而言之，国庆电影走至当前，所积累下的一切不容抹杀更不应轻易丢弃，而在其内核与外延中始终交叠的向上（献礼）与向下（票房）、政治与商业、大与小之辩证，既构成了保持突破的张力，也制造了目下必须破局的挑战。

我想，最该坚守的、最体现智慧的，是以更健康平和的、更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心态来看待国庆电影的效果，同时，又以更积极进取、更端正严肃的创作态度来对待国庆电影的创作。

前面半句，是用小来承载和安放大；后面，是用大来要求和塑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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