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避重就轻的群像黑化与生造矛盾

这些年关于女性权力的呼号日渐激烈化，女性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都空前活跃，具体到影视领域，更有《芭比》等锋芒毕露的外来作品，以直白和锐利的修辞，旗帜鲜明表达主张。

这使得大家对但凡归入“女性处境题材”之作品，深度乃至烈度，都报以不自觉的高期待。

期待越高，落差发生时，失望和愤怒也会越高。

而针对《我本是高山》的性别批判，不仅仅扎向思念亡夫这个点，电影中除张桂梅之外的其他女性，也普遍槽点满满。

毕竟女性乃覆盖无数人的集成概念，“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在女性主义的艺术诉求中，女性的觉醒和力量传递，亦当以群体的成长为印证，远非“在一堆沉默的、麻木的、不堪的女性里，拔出个唯一的优秀女性来拍”就算表达了尊重。

结果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是：女高中生逃课厌学、妇女酗酒家暴、女教师半途而废跑路开溜，简直一幅“你瞧，张桂梅不过偶然现象，女人总体上就是不行”的黑化大全。

这多少来自于本片编剧上的核心困难：它的冲突很难搭建，因为它天然地没有反派——这边是一个人，那边是一种庞大的无物之阵、沉默螺旋、集体无意识和根深蒂固的陋见。

为了“好看”与“可看”，只能人为填充反派：比如和酗酒母亲的冲突，比如与教育局长的冲突……

比如现实中明明是当地重男轻女，女孩子想上学而不可得，电影里变成了女孩子叛逆逃课打架，需要张老师硬逼着她们学习；

比如现实中明明是张桂梅带着六名女党员，撑过了华坪女高最艰难的时期，电影里变成了一众女教师因为生活艰苦、不能谈恋爱，纷纷退出还要对张校长恶语相向。

这都是“刻意添加矛盾以便让剧情更有爆点”，都是“把理论上的盟友纷纷改造成对手，从而强化闯关打怪的艰难历程”。

其实，这些年东亚的女性向社会问题电影，采用“没有遭遇绝对的恶人，遭遇的是一种机制和文化”之设定的，并不在少数，无论是相对温和的《82年生的金智英》还是相对惨烈的《下一个素熙》，均属此列。

但似乎《我本是高山》又一次在面对一个“有难度的处理”时，提前丧失信心、避重就轻了。

当最基层的重男轻女已经成为许多乡村的日常逻辑，渗入无数人的骨血神经，当女孩的受教育权历时千百年被封印为天经地义的次要选择，当女婴平安顺利出生都会成为一种困难，当“张校长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了、谁留在村里嫁给我”变作一地的共识性焦虑。 这个机制是约定俗成的，是杀人不见血的，所以它在很多时候并不那么凌厉并不那么张牙舞爪，它很多时候静谧盘踞在很多人的“早已习惯”、“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吗”当中。

她不让学生去当家庭主妇，看起来也挺偏激的，但那份偏激来自于什么，谁懂得她们曾经一起扛住了什么、冲决了什么？

学生们走出大山之后呢？求学、就业、婚姻生育、与故乡的关系，还有无数个难题摆在那里，还有无数座“大山”等着去登攀和翻越。以及，她们都知道，大山外面，没有一位张桂梅校长了。

凡此种种，才是避不过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重”，才更能看出张桂梅的伟大和张桂梅的不易，也才更能说明，两性平权之路还有多漫长、多任重道远的程途要走，远不是树立和歌颂一个张桂梅所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更不是一部电影所能一斑窥豹地说清。

结语

总之，《我本是高山》是一部在内容、题材、现实性上天然被要求承载和面对很多议题，却又在技法、格局和饱满度上没能承载起这些要求的特殊作品。

人的复杂，张桂梅经历和内心的复杂，基层女性权利和女性教育现状的复杂，共同酿制了这部电影一系列的主题迷失。

群体观念、公众认知、大众心理的全新拓殖与觉醒，影视创作相对滞后乃至保守的路径依赖未能及时完成匹配与跟进，共同酿制了这部电影一系列的舆论雪崩。

对创作者来说，被检视与评价是你天经地义的责任义务，总不能又想着蹭热度、又鸡贼地规避所有热度反噬，又忙着做改编、又傲慢地宣布改编部分不接受反驳，一有差评就急着回怼，还调动各路资源站台死撑，既失了风度也失了分寸。

而对观众来说，多多少少，也要警惕一系列衍生争议在网络环境中不自觉地持续扩大，造成溢出电影之外的更多意气用事和借题发挥。

争议不是坏事，争议意味着大家在思考、在忧虑、在报以关注和投入。

敢于直面复杂，是穿透复杂、解决复杂的第一步。

更好更深刻的主旋律电影、更完备更普及的性别平权教育，都还等待着任重道远、砥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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