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近日，将张桂梅老师事迹搬上大银幕的传记电影《我本是高山》正如期上映。

然而从提前点映起，围绕本片的中心思想和表达方式，互联网上已是一片唇枪舌剑——说确切些，是一片口诛笔伐的风刀霜剑。

热点模范人物，热点公众话题，从各角度看都该是讨巧并正确的选题。但热点有时也是双刃剑，热点背后，也会埋伏太多的各抒己见：热点的解释权可被各方争夺，热点的变现权也可被肆意消费。争夺意味着观点撕裂，意味着你总难免在迎合某一方的同时，陷入另一方的不满当中；消费则充斥着急功近利的贬义，让你在与热点扯上关系的瞬间，就变得形迹可疑、吃相难看。

电影自我定义为“女性主旋律”，从初始立意上无疑瞄着较高政治站位而去，且理应持有鲜明的性别身份立场。但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当下对其最有微词的群体，还恰恰就是爱国热情最突出的那部分，和女权主张最强烈的那部分——一言以蔽之，很多人觉得，该作品“党性”和“女性”都不足，前者不够神圣与真诚，后者不够透彻与坚定。

《我本是高山》电影海报

信仰：平庸化诠释的逻辑谬误

无人否认，张桂梅老师这一路走来的真实历程，本就足以构成一部光芒四射的纪录片：17岁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边；26岁调入当地子弟学校任教；31岁考入大学深造；39岁丈夫去世，自愿前往地处边远的华坪县中心学校，自此扎根；51岁时华坪女高建立，成为全国唯一一所免费女子中学；12年时间里，有1645名大山里的女孩从该校走出、考入大学，改变了自身命运。

上述动人细节，在一次次报道表彰中，早口耳相传飘入千家万户。

是以这电影首要面对的、必要传递的，正是“张桂梅的丰功伟绩与精神世界早被大众所能默诵”，和“围绕着张桂梅的评价人人心中皆已有正见”。

百折不挠的坚定、不计回报的付出、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将小我献身于家国的义无反顾。这些是“已经有了结论的东西”。这些东西只能呼应和共振，无法冒犯与消解。

电影做出的每种艺术加工、电影尝试输出的每种认知判断，都逃不过在这“已经有了的结论”前，经历显微镜级的检验。

一旦自作聪明、不能参透全社会在张桂梅身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和信仰公约数，陷入窘境也是早可预见。

电影倒未必真想“冒犯和消解”，但主创似乎真有点“自作聪明”，有点不甘亦步亦趋于“已经有了的结论”。

也许觉得把人所共知的故事再搬演一遍体现不出新意，也许担忧“高大全太过、说教气太重”招致的审美疲劳或逆反心理，总之它相当刻意而急切地，想要为张桂梅建构一种多维性，想要添加更多个体的、私人视角的、“有血有肉”的成分要素。

然后便有了那个被诟病最多的人物动机：“思夫”。对死去丈夫的承诺和怀想，就这般扛起了主创心中“有血有肉”的那个质地，几乎在每次关键时刻，亡夫频繁以闪回形态出现、提供继续向前的能量，这如天启神示般挥之不去的镜头语言，仿佛不厌其烦暗示，什么才是一切的出发点。

然后便有了那些殊途同归的批评：说是女性主义，偏偏要把对一个男人的执念当作核心动机；说是爱国主义，偏偏要用对一个男人的执念替换掉党和国家。简直犯了“双重投降”的错误。

真实里是否就装不下任何高尚，微观里是否就装不下任何卓越，“不当符号”是否就非要一地鸡毛？

说白了：爱人间的情感固然是真实，对党和国家的信仰怎么就不能、不配是真实？

这是一种显著的逻辑谬误。

张桂梅：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图为张桂梅把头靠在“江姐”扮演者孙少兰肩上

在一种日渐趋同的优渥物质生活体验里，在一种日渐趋同的电影认知储备和艺术哲学体认里，今日创作者，仿佛越来越恐惧和没有信心去言说“超验的神圣”，仿佛只有近在咫尺的小情爱、小伤逝、小遗憾，才是敢抓取的部分。

结果即为影视编写思维中大行其道的“平庸化诠释”和“平庸化修剪”：为了说服自己也说服观众，调用廉价的智慧去解读种种道德神话，主动削弱原有的宏大丰沛。

就好像陈凯歌拍摄《赵氏孤儿》时坚持认为“用我的孩子替换别人的孩子去死”是不可能发生的，非要把故事改造为“程婴的妻儿在乱军中被杀、屠岸贾误以为死掉的那个孩子就是赵氏孤儿”（我被动地用我的孩子替换了你的孩子，而不是我主动）。其实，正因为它建立在匪夷所思的选择之上，正因为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最终发生了，这个故事才会有资格流芳千古至今。

就好像戴锦华在讨论《八佰》的史观遗憾时所说：你会有新的角度、新的图景出现，但是你也会遮蔽和抹除了一些历史图景——趋利避害是人性，但舍生取义也是人性吧？而且前者更接近于本能，反而后者才是更高贵的人性。

电影和文艺的存在理由，是因为它能提供“特殊解”，而非“普通解”。

越是在这个充斥着傲慢与偏见、冷漠和虚荣、内卷或拜金的当下，每个暂时无法成为张桂梅但又真心钦佩和景仰张桂梅的普通人，越是渴求呼唤着树立大智大勇、百折不挠、九死未悔……电影却在人性的小心翼翼中，躲开了神性的彼岸关怀，这份犹豫甚至反过来影响了张桂梅的形象本体，片中的她常纠结在歇斯底里与咄咄逼人的焦虑，本该萦绕其周身的“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庞大且专注的慈悲和严厉，消散无迹。

情感 ：个体诉求与家国诉求的共存可能

话说回来，试图用私人情感来解答与支撑一切，固然是片面的，但由此彻底否决私人情感的存在，同样也是偏颇的。

一个公众人物（尤其是一个曾经默默耕耘、承载、不求闻达天下的，一个“非自愿成为公众人物的公众人物”），她有决心和信念层面的掷地有声的表态，也有资格存留和反刍自身不愿示人的隐痛。

何况，当我们回看张老师曾经接受的若干次对话，不难发现，她也的确不止一次谈及，自己与丈夫感情至深。

把张老师概括成“一个思念丈夫的女人”很潦草很泄劲，但不允许张老师在某些时刻里做回“一个思念丈夫的女人”，又很蛮横很冷血。

如前所述，思念是一种真实动机，忠诚同样是一种真实动机，爱人是一种真实动机，党和祖国和社会和人民同样是一种真实动机，它们完全可以共存共荣、指向共同的目标，完全可以相互加固、相互成全，而不是人为对立、非此即彼。

虽然这么讲有些和稀泥的嫌疑，但你总该承认，人性、人生、人格，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向度“和”到一起的综合物。

无论是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名作，还是这些年取得票房和口碑双重佳绩的主旋律新作，几乎均在个体情感与集体情感的融汇中，采用“双重嵌套、双向奔赴与达成”的有效法则：这才有了《流浪地球》里“拯救人类”和“与女儿团聚”的并轨，有了《战狼2》里“维护世界和平”与“为爱人报仇”的同构，有了《长津湖》里保家卫国与兄弟情的互渗互证。

《我本是高山》原本也是有双赢机会的，但导演大概是对讲述个人情感太过习惯、对讲述集体情感又太没信心，本能地狂用这个、避过那个，最终，哪里都没能抵达。

好了，个人感情与爱党爱国是存在互通可能的，只是电影自己没处理妥当。

那么，个人感情与性别立场之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