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三观”，能否被冒犯？

既然说及三观，就面临概念界定的问题：什么是三观？什么样的三观，才能算是“正”的？

很遗憾，大多数爱把“三观不正”挂在嘴边的，压根答不出来。

三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合称。这三者有多宏大、多抽象、覆盖面有多广，不言而喻。

宏大和抽象就带来了多元和多义，带来了动态，也带来了“难于量化”。

由此，要提炼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经得起一切情境考验的、永恒生效的、作为公约数的“正”，就成了难以完成之任务。

既然普遍的“正”如此难求，那些被随意讲出和使用的“正”，往往就是打着普遍旗号的以偏概全的私货夹带：“我一厢情愿所以为的、符合我认知的正”。

一来二去，“三观正”不过是“必须和我想的一样”。

“和某个人想的一样”，显然不是文学创作的诉求，哪怕这“某个人”数量众多。

恰恰相反，“告诉你的事情也许和你想的不一样”，或许更接近文学艺术的本体价值，哪怕这看起来有点挑衅。

不一样，就导出了复杂。复杂是人的固有属性，也是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善美、假恶丑，乃至这之间的庞大的灰色地带，都是人性真实和世界现实所固有的。

展示人、展示世界，展示黑白分明之外的丰沛色系，这才是核心义务。

此种展示甚至会构成对“三观”的冒犯：刻板的公序良俗一旦走向陈腐封闭，往往形成圈禁时代前行的桎梏、构成对人性真实的遮蔽，古今中外多少流传千古的不朽形象，都以“离经叛道”的颠覆性作为标签。

冒犯和颠覆，都是探索的一个部分，文学要有前瞻性也要有深刻性，甚至还要有引领变革的开拓性，其对社会的观照，往往会打破诸多习焉不察的惰性、超越当时的一般观念之上、与老派的共识形成某种分离和紧张。对大多数人来，这正好是文学接受中的刺激、新奇、启迪、触发更多可能性之处。你未必要照单全收，但一觉得不习惯就急着加以否定，无疑限制了从更丰赡的层次去解读作品。

以本文的由头《水浒传》举例，就拿“滥杀无辜”这条首当其冲的罪名来说：

林冲那么隐忍克己那么退让窝囊那么不愿意杀人，为什么最终依旧走向了杀人、只能走向了杀人？

武松从杀嫂报仇时会向邻居们强调冤有头债有主、会去县衙自首伏法，到血溅鸳鸯楼时将所有丫鬟仆妇佣人杀得一个不留，这中间，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蜕变？

李逵看起来那么变态，那么热衷杀人那么享受杀人，但他的杀人是不是都属于“看得见的杀人”，“看不见的杀人”又是谁在隐隐地进行？李逵的杀人和蔡京高俅的杀人有何区别？和宋徽宗，和整个社会结构统治系统的杀人又有何区别？究竟哪个更可怕？

为什么西门庆、张都监、毛太公、镇关西从不直接动手杀人？为什么高太尉和高衙内从不直接动手杀人？

宋江比较少杀人、也不怎么擅长杀人，但为啥这么一群能杀人爱杀人的，会愿意跟在他的身后？他们跟定宋江的理由，是想要更好地、更成功地杀人，还是想要有朝一日可以不杀人？

宋江终于带着大家受了招安，那意味着从此不再是土匪草寇、不再需要杀人？还是意味着换一种名目和角色去继续杀人——替某些端坐高处、不便于直接杀人的人，去杀更多的人？

“《水浒传》教唆我们杀人”，和“《水浒传》里的杀人背后，散射出上述那么多侧面的思考”，这俩，你说哪个才是读经典的合适态度？哪个才能帮你到达经典所在的高度？

“时代的三观”，是否一成不变？

英语里有个词叫bowdlerize，在文艺学上的翻译，大致是“平庸化修剪”，它源自19世纪初编写《家庭版莎士比亚》的Bowdler 兄妹，他们的父亲小时侯给他们改写出了一版“给孩子看”的莎翁剧版本，他们长大后决定普及。

修剪成“给孩子看”的尺度，尚且要付出“平庸化”的代价，何况，我们并不是孩子，也并不满足于一直当孩子。

所谓三观，是经验的而非超验的，都是历时性的而非共时性的，都是要受到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之影响规约的。

但“人的处境”是普遍性的，是可以形成互通与共感的。

我们在阅读一部小说时，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需求，是看到自己、看到人这种生灵所可能经受的创痛、焦虑、喜悦等诸多体验的投射、诸多选择的代价。

这些，自然不是一个道德真空的、医院无菌室一样的乌托邦，所能装下。

因此，有时候，经典作品的三观，确会受到“时代局限”，但需要看到，这些局限，往往发生于局部、外围、功能性段落之中——《水浒传》的女性观的确存在问题，但《水浒传》最重要的立意主题并非讨论两性权力、鼓吹男尊女卑，而是揭开封建专制社会的残忍与“逼上梁山”的反抗精神之合理性，不能因为前者存在瑕疵，就默认后者也在胡说八道；潘金莲的确有许多让人同情的地方，但那个章节里的主角和重点是武松，你不能因为潘金莲的凄惨，就将武松身上的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光明磊落统统视为虚妄——出于对辅助性元素的不满而主动丢弃作品的核心要旨，无疑是因噎废食的不智。

更多时候，“时代局限”反倒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当代人的偏见之中：许多爱情绝唱被写下的年代，婚姻几乎都不具有自由，只能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压力与家族利益下被动完成，建立在这个背景里，作家对于枷锁外的爱情所释放出的称颂态度，就是人文精神的辉光和个性解放的宣言，就是抨击父权和夫权文化对青年男女的压制摧残——前文说到的《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飘》均属此列——若是今天的看客坐拥现代自由恋爱的视角前提下，站着说话不腰疼，一味表达“这些主人公破坏和背叛了家庭”的反感，那是不合时宜的、挂一漏万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

当然，反对“三观警察”式的阅读方式，绝非想要给文艺开放诲淫诲盗的豁免权，坚持基本的立场、承担合理的导向、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永远是必要的责任。

更何况，大众从畏惧和远离经典，到愿意去评述经典，这样的讨论，本身即构成一种进步。

只不过，我们该像警惕泥沙俱下一样地警惕矫枉过正——“不要在作品里宣扬和售卖什么”，绝非“不能在作品里出现和涉及什么”——断章取义、抽离语境、抢占制高点、简单粗暴地沉迷扁平化的三观鉴定，不仅错失了文学真正的美好，也将自己和社会，一起关进了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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