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何“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

既然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为什么总有人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每过几年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

二次大战以后，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在第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领导下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都怀着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美好愿望。如何赶上发达国家？当时的普遍看法就是必须具备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生产力水平，而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就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先进的产业。

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的资本相对短缺，在这些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所以，要建立这些产业也需要政府提供各种保护补贴。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国家放弃了后来者优势。而且，过度的政府干预和保护补贴往往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普遍缓慢。这也是为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仅有13个经济体能够取得年均7%以上的增长，而大多数国家仍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我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同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二战后的政治独立，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其国家面貌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在我国启动改革开放之时，这些国家同样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挑战，包括收入水平低、经济停滞，以及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他们也开始逐步推进改革开放，虽然步伐比我们稍缓，但改革开放的趋势已成共识。

那些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就需要理论指导。当时国际上盛行的看法是，这些在二战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其发展成效不佳的原因在于过多的政府干预和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进而使得其发展绩效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工业革命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归私人所有。

市场决定的价格引导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私有产权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而政府的责任主要限于教育、国防和安全领域。因此，当时的主流观点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和自由化的重要性。从理论角度审视，这些观点阐述得十分清晰，逻辑上也显得合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主流理论，而是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策略。对于国有企业，政府继续按照既定标准提供保护补贴，产权没有私有化；对于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允许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并积极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在这些新产业领域，价格机制基本放开，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框架下，政府一方面保持了对经济的干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市场力量。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因此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普遍的观点是，若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必要的制度安排，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以及限制政府职能于教育、国防、安全领域，这是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

当时还存在一个共识，即认为中国所采用的市场与政府双轨制配置资源的体制，是比计划经济更糟的制度。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计划价格偏低而市场价格偏高，这种差异将导致大量的寻租和套利机会，进而导致腐败横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以及社会风气恶化。双轨制比计划经济更差的观点甚至得到了理论模型的支持，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成为广泛接受的共识。

可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过去四十六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8.9%。需要注意的是，平均值8.9%并非指每年都为8.9%，在某些年份达到10%、11%乃至12%，而总会有一些年份比平均值略低。一旦国际社会注意到我国经济增长率低于8.9%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连续两三年持续下降时，便会出现所谓“中国崩溃论”。

章家墩几十年如一日地宣扬“中国崩溃论”

批评者会宣称我国的体制无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断言体制本身的不可持续性。这种观点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中传播，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当国内经济出现下滑迹象，面临更多困难时，受国际舆论的影响，国内就可能出现动摇情绪。

然而，目前看来，那些坚信转型成功必须遵循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原则，将政府职能仅限于保持预算均衡以此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反而普遍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以及持续的危机，腐败现象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也恶化。尽管理论架构看似完美，但实际成效却与预期背道而驰。

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先前我已提及，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需提供保护补贴以支持某些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因违背比较优势原则，若无政府的保护补贴则难以生存，因此，一旦取消这些支持，它们便会衰败，进而导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此外，有些产业是不能允许其衰败的，例如电力和电信行业，它们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

虽然在1980和90年代，这些行业与比较优势原则相悖，但它们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因此，电信和电力行业在当时得到了高度的保护。在涉及国防安全的领域，若缺乏必要的保护补贴，国家安全将面临风险，这一点在当前乌克兰局势中可见一斑。

因此，即便在私有化情况下，尽管表面上取消了保护补贴，实际上仍需通过各种手段确保其获得必要的支持，但当私有企业获得补贴时，其寻租行为可能更为积极，因为企业家可以将获得的补贴合法地作为其收入的一部分，在国有企业中，若将补贴转化为个人利益，则构成腐败，一旦被查处，将面临法律制裁。

基于此，我将这种现象称为政策性负担。国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以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为例，在东欧、苏联、拉丁美洲等地，私有化后往往形成寡头经济，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进而影响政治生态。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按照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国家，并未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在取消政府干预、价格扭曲和国有产权私有化后实现效率提升和快速发展。相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转型前的1970年代和1960年代，且经济危机的频率更高。

而中国采取了新旧并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策略，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同时，新方法借助后发国家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稳定与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本迅速积累，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许多原本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转变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旦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便无需继续提供保护性补贴。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确保了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快速发展，并为我们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目前，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存在一些悲观的看法。原因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中美摩擦。在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见顶论”的论调。

那么，我们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呢？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发展潜力。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仍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

中国的发展潜力如何衡量？如前所述，我们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利用了后来者优势。但是有人质疑，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后来者优势是否还足够？

一种观点是，亚洲四小龙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约20年的8%～10%的增长，而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十五年的年均8.9%的增长，潜力似乎即将耗尽。另一种观点是，那些曾经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当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降至与发达国家相似的3%左右。

亚洲金融危机

据此，有人认为中国也将如此。如果中国仅能有每年3%左右的增长，那将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是“中国见顶论”的一种理论依据。

但实际上，我们是否仍具备后来者优势，不取决于我们利用该优势的已有时长，也不取决于我们现在的绝对水平有多高，而是要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这才是后来者优势的根源。看问题应看本质，而不能停留在表象。后来者优势的本质，正是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