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精神疾病，拿什么来拯救？

深层次讲，无论是群众知晓率低，还是求治率/治愈率低的问题，都与我国精神卫生资源不足有关。“医学界”公众号之前发布的关于中国儿童精神科医师的调查报告显示，平均每位医师需要应对10-24万名患儿。实际上，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得不到足够的诊疗资源，就连成年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治现状也十分堪忧。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现有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表示，治疗可及性和服务网络的建设有关。中国整体精神治疗服务水平较低，尤其是县一级的精神机构的设置较弱，“至少三分之一的县完全没有精神治疗服务”，有的县甚至连一个精神科医生都没有。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显示，中国精神卫生系统的城乡差距尤为显著，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没有设立精神疾病床位。

根据《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上的经费低于所有健康领域经费的1%。除了经费问题，另一个窘况是，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中很多不愿意从事精神健康行业，而社工、康复师等等更是空白。报告还指出，中国的精神科医师的质量也是一个严重问题：14%的中国注册精神专科医生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另外有29%的人只有三年的大专教育证书。

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福建省精神医学中心主任王文强教授指出，精神科是内科分支中最难的学科之一，鉴别诊断复杂（要首先排除多种器质性病变），标准不完全统一（病人症状各异，转归复杂），临床治疗方案的权威共识短缺（学科起步晚，药品研发慢），这些因素意味着培养一名精神科医师需要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教育资源是非常庞大的，而在我们国家，这种投入恰恰不足，很难培养出足够多的合格的精神健康从业者。

受限于精神卫生资源的不足，医院一般都不愿意接收长期住院的病人。专注农村精神病人救助的四叶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程一文指出，现在精神病患者住院，大多只能住15-20天就被要求出院，那么除了在医院里的“临床治愈”外，后续还要定期门诊、按时服药，以及家庭康复；其中，家庭是防范精神病患者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影视上的精神病人形象（图为电影《飞跃疯人院》剧照）

然而，正如湖南回归线律师事务所律师史建权所讲的，由于精力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家庭很容易放弃精神病人。因此，有些患者即使已经达到出院标准，却没有人愿意接走他们，只能在医院长期住下来。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李文秀说，这些精神病人有时在走廊里来回地走，像动物在园子里被关久了出现的刻板行为；他们表情淡漠，好像已经没有情感，也没有任何需求，社会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逐渐衰退。即使是那些被接回家里的精神病人，也不见得过得很好。有不少人长年累月被家属锁在家里，跟住在精神病院没什么区别。

因此，社区被认为是精神病人出院后重要的生活场所。201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提出，我国应当积极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鼓励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研究显示，病情缓解出院1年以上未给予社区康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率为20%-70%。积极的社区干预能明显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社会功能，降低复发住院率，同时有利于提高患者家属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降低家庭照料负担。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社区居民一方面对精神病人非常惧怕和排斥，另一方面社区本身也缺乏专业资源来提供康复服务。在这样的小区环境中，精神病人往往会遭遇消极的刺激，甚至导致病情的复发和恶化，结果只能送到医院，或者关在家里，或者被警察带走。

提升精神卫生水平，不仅仅是医生、家人的责任，也不仅仅是社区、警察的责任，更是全社会都应当担负起来的责任。因为这个问题不处理好，每个人都可能随时成为受害者。

国家需要加强对精神卫生资源的投入，包括对医生、康复师、社工等专业人员的培养，以及对医疗设备和精神类药物的研发投入，切实促进患者及时诊断和治疗。同时，应当加大对公众精神卫生健康教育的普及力度，提高公众的认识，一方面及时就诊治疗，另一方面正确对待精神疾病患者，减少不必要的抵触和歧视。

当然，社区、卫生、民政、公安等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当主动作为，积极排查辖区精神病患的情况，督促监护人做好必要的照管，加强对重度患者的监督与监管。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期待，长沙男孩被杀的事故不再发生，而精神病患者也不再成为基层警察难以言明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