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村的案例

河边村是一个地处深山的瑶族村寨。2015年我第一次到村里，第一印象就是村里没有一栋砖混房，全村房屋都是没有窗户的破旧木房，进村的的路是八公里的曲折土路，开车要40分钟，雨季来临时就无法通车。那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45%来源于农业，其中27%来源于甘蔗种植。由于地处亚洲野象的栖身地，野象群不断侵害甘蔗，经常造成当地甘蔗绝收，而由此得到保护区的补偿每亩只有700元，正常情况下，每亩甘蔗收入可达2000多元。

河边村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很多人不会讲普通话。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限制，村民很少出远门打工，只是在山下做一些零工，2015年，村民每天的打工收入大致在80-100元，但并非每天有活干。而同年村民日常开支高达总支出的41%，小孩的教育支出高达25%。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河边村农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贫困陷阱。

如果让我待在这个村里，我估计会是最贫困的农户。

我到山下的村子调研，外面的人说，“你在那里扶贫啊？河边寨子的瑶族可是懒啊”。可是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些村落的基本情况时，又有多少理由认为他们的贫困是因为懒，因为愚，因为没有志和智呢？

河边村里传统的屋舍。（图源：滇西法眼）

我看到村里的人每天都在忙碌，早上六点就出去找猪食喂猪、砍甘蔗等等，有时甚至还会半夜去割胶。妇女到其他的村去收西瓜，需要在温棚闷热的环境下作业。河边村的妇女们下山去做零工，主人家不管饭也不管油费，她们早上五点多就得骑车下山，在大棚里干到天黑，一天挣得100元。

村人常说，“找钱太难，不会找”。他们习惯将挣来的钱称为“找来的”、“苦来的”，这一地方化的表达事实上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状态——对他们来说，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花精力去“找”，从别人不屑于去干的工种中寻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钱”，换取到了低廉的报酬，也要比寻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劳动。

河边村有28户家庭存在教育支出，2015年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20%。在教育支出最多的10户人中，只有两户的家庭纯收入（扣除生产性支出）减去教育费用后还有结余。家庭纯收入减去教育支出后，结余负数最大的那一家人，因其2015年亏本过多，家庭纯收入已是负数。2015年全村医疗户均支出4233元，人均花费1141元，医疗费用占农户家庭总支出比例为17%。这其中共有16户家庭因病、意外有过住院或手术开支，占总户数的29%，所花费用占医疗总支出的37%。

全村没有一个富裕户，没有一间像样的房，他们的境遇是因为懒惰？事实上，他们的贫困深深地嵌入到了现有的制度里。类似河边村村民这样的“穷人”，无论进入就业市场，还是从事任何创收活动，都难以和其他人竞争。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社会，虽有马云这种凭个人取得巨大成功的样板，但是整体上讲，穷人和富人远远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穷人依靠个人努力而致富的难度越来越大，市场可能惠及穷人，但是市场不是穷人友好的制度。从某种角度讲，“贫困是因为懒惰”是一个谎言。

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

贫困的问题很多，你们可以提一百个有关贫困的问题，但是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核心，也涉及我们想办法缩小人与人差距的努力。我们做扶贫研究的人，常常会遇到很多困扰、挑战和困境。以凉山彝族为例，有一种说法是非常落后，还有一种说法是被扶贫惯坏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往往失去了方向。

要回答什么是贫困的元问题，我们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

从去政治化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在驱动我们每天的行为。一是基于生物学——生存性的个体利益最大化。人类从最原初的状态逐渐社会化，再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一直有这么一个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的东西。什么是结构？男和女、好和坏就是结构化的。一定要有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能称之为结构。　　

在狩猎社会，行动快速、强有力的人能够捕捉到很多猎物，容易被神秘化，人们会认为这个力量是天生就有的，是不可动摇的；而且还将其崇拜化。在这个过程中，差别和权威就形成了。每个人都希望像他那样，因为那样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大家可以看一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解释了在生存性的伦理基础之上，如何由于竞争产生出差异，这种差异又如何进一步地社会化和政治化——这就是国家的形成。

政治权力形成以后，即使在物质缺乏的状态下，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集团和个人都是趋向于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非洲部落，它虽然呈现出低物质供给的均衡，但部落酋长会拥有更多的牛或者皮革，他一定会用物质的丰裕程度来象征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会受到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动力的弘扬和崇拜，而非贬低——他们具备的这种物质上的优越，主要不是来源于剥削，而是来源于对于人“能力”的力量感的崇拜。

今天我们对财物的获得也会有崇拜，也会觉得人家有本事，是应该的，我们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不平等就这样产生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有另一种和上述力量相制衡的东西。比如，你拿了很多东西，会自然地把东西分给自己的弟弟妹妹，再给周围的亲戚朋友。所以在相对原始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兄弟姐妹”很多。非洲的朋友和我们交谈，总说“my brother”、“my sister”……他会说出几十个brother、sister，但不全是血缘上的。他会让自己的社会网络展现得越过自己的家庭、血缘关系，到整个社区。他们很自然地说，“我有东西就要分享”。今天很多的社会形态都依然保留了这种状态，就是在物质层面一定要分享。有些学者认为，那是因为有很多戒律和要求才会这样做。但我不认同，因为他们是非常自发地做这些事情。　

前面讲的是非制度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说更制度化的一些东西。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世界，动物之间也有相互帮助。我在非洲看角马过河，发现一些强者先过河了，但那些强者会回过头来帮助困在马纳河中间的角马，实在帮不了，它们就走了。有了宗教，我们就进入了非常社会化、组织化的阶段。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是歧视商业的，他们认为做生意是可耻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也讲了，“就知道做生意、赚钱的人是可耻的”。这种力量进来以后，对我们前面说的那种自利性的力量构成约束、相互制衡、不断消长，形成了一个结构的关系体。

宗教改革后，接着是启蒙主义、新教形成，资本主义的出现。人类那种要求获得更多物质东西的第一种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这就是理性主义。所以韦伯对人类的未来产生了悲观，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就是极限了，没有什么“后理性”了。　

接着，“万恶的资本主义”思想根源、意识形态就出现了——新教伦理，它倡导人们努力工作、创造财富。但同时新教徒又不断告诉每个人一定要节俭，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是上帝派来的财富的守护者，而不是拥有者。现代西方社会通过宗教形成了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意识形态，它超越了原始集体性的生存性质伦理。因为，宗教是大众化的，所以这种意识形态也就成为“大众”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