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懒惰和贫困是难兄难弟”、“镰刀挂上壁，家里没有吃”。长期以来，贫困更多地被视为个人的失败。一个定见是：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缺乏内生动力。

本文作者结合自身扶贫经历指出：所谓的“贫困个体责任和贫困文化论”，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从某种角度讲，“贫困是因为懒惰”是一个谎言，很多人的贫困其实早已深深地嵌入到制度结构里。正因为如此，过去多年的中国扶贫行动，试图从根子上解决贫困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思考：贫困的元问题究竟是什么？

作者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人的现代化理性不足。人类社会有两大驱动力量：一是自我利益扩张的力量，二是群体间相互分析的力量。处于前现代的人，往往缺乏第一股力量，难以实现对新事物的快速学习和对产业的资本积累。对于那些依然处于传统之中、不太具备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的穷人”，扶贫要从“心”开始，需要一点点改变人的理念，而不能盲目冒进，也不可绝望懈怠。

贫困是因为懒惰吗？

有一次，在我扶贫的河边村里，一个北京来的朋友看到村里很多公共空间的脏乱差，随口说了句：“他们穷还是因为懒啊！”我笑了笑，说：“我在北京看到很多至少是中产阶层集中居住的家属楼，楼道也是脏乱差，你说他们也很懒吗？”

一说到村里的工作，很多人都会说“要发动农民一起干，这是他们的事”。我刚开始在村里的时候也这样想。

最初，我组建了“河边发展工作队”，希望成员能作为骨干为村里做事。但时间久了，事多了，很多人就不来了。后来我又组织了“河边青年创业小组”，还是希望有一批人能为村里的建设做事。

在河边村的建设中，村民的确做了很多义务劳动。但是组织集体义务劳动有一个难题——只要有人不来，很多人也会说“他们不来，下次我也不来了”。前面说到的“工作队”和“小组”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反过来想，我们住在城市，如果没有市政服务，每天社区的人都去每家每户找人搞卫生，一次可以，经常做可能吗？

难道说城里干净是因为城里人勤快，农村脏乱差是因为农村人懒惰吗？很显然，城里干净是因为有市政。

那么，城市有市政，为什么村里不能有“村政”呢？

我们这些被服务得很好的城里人，为啥到了农村就高高在上地指责村里人懒惰呢？

这几年扶贫工作热闹，农村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标语。有的彰显政府扶贫的决心，如“精准脱贫，不落一人”；也有彰显爱心的，如“扶贫济困，你我同行”……也有很多如“人穷志不短，政策不养懒汉”、“扶贫不能等靠要”等这样激励穷人脱贫的。

2018年，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图源：活力普定）

仔细想想也有意思，假如我自己很贫困，有人来帮我，我会不想脱贫吗？“要你脱贫变成我要脱贫”这句常常挂在很多人嘴上的话，逻辑到底是什么？

一次，一个基层干部朋友说：“李老师，现在扶贫不好搞，老百姓难搞得很，你给他养猪，他说不要，让他脱贫他都不脱。”

我说：“养猪能脱贫吗？劳动力增加成本，再遇到非洲猪瘟，卖都卖不出去。”不能想当然地让农民脱贫。

我刚到村里时，有人说：“李老师，你搞不出啥新产业，办一个公司来搞冬瓜猪。”于是我和农民商量，他们总体的反馈并不积极，表现得“不想脱贫”。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冬瓜猪就是一家一头，两头满山跑，生长很慢，个头也小，一旦规模扩大，势必要用饲料。规模大了，吃的不一样了，猪病就来了。

外界往往会把这种对“脱贫方案”的迟疑视为“麻木”，认为他们不想脱贫。但如果换一种情境，有人劝你去投资股票，估计不少人也会迟疑。难道他们不想致富？我们这些城里人端着“铁饭碗”，一旦没了这个碗，也没有土地，处境可能比农民还困难，我们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去教育农民如何脱贫？

当然，我们不能搞“农民本位”，不能说他们不需要外部的支持，他们需要。我做扶贫二十多年，最近到很多地方看，包括我自己扶贫的村庄，变化很大，精准扶贫扶出了成效。2012-2018年，8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难道说这8000多万人全都在几年里由懒惰变成了勤快？真是那样的话，估计会是全世界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案例了。

按照2011年调整后的新贫困线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计算，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为1.239亿，到2015年底，已经减少至5578万

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阿尔杰的小说描述了数百个由贫穷到富裕的故事，主人翁无论开始多么贫困，到最后几乎都依靠他们的内生动力和不懈的努力摆脱了贫困，这些故事的核心含义是一个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就是至今都在影响社会大众观念的所谓“个人努力脱贫的模式”。在类似观点的影响下，一旦遇到贫困，我们自然就会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缺乏内生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条件相对平等，引发了市场改革下千千万万农民生活的改善。不能说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懒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突然就勤快了。贫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