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打着启蒙和文明的旗帜入侵东方国家，对人类几千年的优秀文明进行了“知识清洗”，不仅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传统和秩序，也重组了古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改变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知识分子的地缘知识。

西方现代性通过意识形态霸权，操控人类的政治合法性和知识合法性，对人类几千年来各种文明的知识体系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在美西方小社会的操纵下，人类陷入了更深的分裂、战争、犯罪、贫困、疾病和生态环境恶化之中。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今天世界的混乱。人类要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叙事，而西方现代性叙事只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更多的隔阂。

四、与美西方话语脱轨的外宣能力建设

中国必须从过去与美西方的国际话语接轨的对外宣传能力建设转变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成功的经验转化成知识的创新与生产，在理论上塑造自己的话语、设计自己的概念，然后将其推向世界舞台，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话，逐步实现世界舆论在观念领域的力量平衡。

在“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援助的对象国中，除了经济援助，知识界也要开展知识援助、智力援助和制度援助。特别是通过知识生产，通过媒体、学界的交流，向世界各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传达和灌输有利于维护多极化世界的概念、观念、理想和价值观，推动中国话语权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支撑“世界人民大团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我们要联合世界各国媒体，制造一个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世界舆论”，争夺美国在世界上的文化领导权，削弱美西方所谓国际媒体和国际舆论。

漫画：民主何以成为美国“私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西方媒体和西方的主流社会就没有允许一个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存在过，因此中国官媒不应过于关注西方媒体制造的有关中国的所谓舆情和所谓国际形象。

中国的外宣要彻底改变以西方主流媒体为对象的观念，官方媒体和网络要放弃把西方媒体作为中国影响世界主要渠道、平台和目标。

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国家作为一级外宣对象国，其它发展中国家作为二级外宣对象国，美西方国家作为三级外宣对象国。

把面向美西方国家的宣传渠道从面向西方主流媒体，转变为面向西方使用社交媒体的个人用户，渠道重点要从中国的官办媒体渠道转变为学者对学者、网民对网民、学生对学生、记者对记者的中国个人对西方社会的个人外宣。

中国不能为了适应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和新闻价值观而调整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中国应当在非西方的盟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使得这些国家认同并接受中国双赢合作、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中国要学会利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媒体的力量，打破西方所谓“国际媒体”的话语霸权，变发展中国家媒体为世界新主流媒体，形成一个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新闻新秩序。

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人类的新觉醒和新启蒙。中国需要一整套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愿景服务的知识和思想，以支撑“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表述以及对世界各国知识界的影响。

特别在这样一个大疫情时代，要让世人看清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的分裂、对立和战争等于人类的自杀。

五、利用世界互联网，实施弯道超车

中国在世界舆论竞争中弯道超车，要靠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度参与和创造新文化。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作为一个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整体，基层网民的力量是非常强的。

中国在全球网络上的力量在于释放出14亿人的巨大创造力和爱国热情，给那些有思想、有文化、懂外语的年轻人有机会到潜力无限的国际网络空间去发展。

要鼓励、扶植90后、00后这一代充满了阳光和正能量的中国新生代，要为他们创造自由的条件，让他们在推特、脸书等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声，使之成为中美舆论战中的优势群体。

六、建议设立“世界舆论引导议题设置小组”

中国要做好世界舆论的战略引导，绝不是对美西方的新闻炒作和行动被动地反应，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对美西方涉华舆论有先发制人的想象力。中国要在世界舆论上先发制人，要知道美西方媒体会对中国人民说什么、美西方媒体和政客会如何玩弄中国网民的想象力。

全球互联网舆论新环境里，中国面对的是一场严峻的思想战争，中国和世界人民必须赢得这场思想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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