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道菜我从来没尝过——泡椒凤爪。我觉得它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太具挑战性，连忙又叫了一杯雷司令，就着酒把它咽下肚。李世默第一杯酒还没喝到一半，不知是为了待会儿开会保持头脑清醒，还是为了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保持审慎。

尽管我觉得他许多观点有些惊悚，但和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博览群书、思维敏锐的人对话仍然不失为一件乐事。有件事我很好奇，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理事的他如何看待中国辩论空间的缩小。不久前复旦大学修改章程这件事使中国自由派惊骇不已。

我问李世默对这件事怎么看，他的答案令我略感寒心。他说：“历史上在好几十年时间里，中华民族一直在辩论究竟要什么样的政府和社会……当时有人是自由派，想要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但我认为那场辩论已经结束了……然而很多自由主义话语和自由主义思想在高校等地方留存下来。我觉得今后这种情况会变的。”不过若论言论自由，怎么都轮不到美国人来教训中国。李世默说：“他们到处封杀讲座……一些美国顶级大学甚至不能邀请某些学者来做讲座。这算什么学术自由？”

我对李世默说，你似乎特别享受和人争辩的乐趣，今后不会觉得新世界很无聊吗？他说：“也许会，但可能无聊是人们要付出的代价。”

除此之外，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对抗状态还使李世默付出了另一笔代价，或许会使他在中西两重世界之间穿梭不像过去那样自如。去年他经历了一些挫折，据《金融时报》报道，由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某些学者的反对，校方拒绝了他出资增设中国研究院的提议。

《金融时报》提到，拟建的中国研究院本将聘请“中国杰出人士”当顾问，但收了“中国政府坚定支持者”的钱，顾问组里就不太可能有艾未未和黄之锋等人

据李世默自己说，这件事报道角度有偏差，本来是伦敦政经主动来问他愿不愿意成为新学院若干名出资人之一。他表示有兴趣，但接下来好几个月没收到任何消息，再后来就听说该项目已被取消。

按照《金融时报》的规矩，这顿午餐不能让李世默买单。在吃了快两个半小时之后，我只能很不情愿地说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要求结账。虽然看不懂中文，但数字我还是认识的，这顿饭总共4066元人民币，约合450英镑。我只能像在赌桌上输了很多钱的英国皇家卫队军官一样，尽量装作淡定。李世默问我，这笔钱《金融时报》愿意报销吗，然后他笑了，说就当是你们上次那条伦敦政经学院资助不实报道的“报应”吧。

（观察者网杨晗轶摘译自《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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