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帛书的研究，对我来说，是一部学术史，而且是我亲身参与的学术史。一是楚帛书的发现史，二是楚帛书的流传史，三是楚帛书的研究史。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长沙故事、上海故事和美国故事。我将用另一部书讲这些故事。

楚帛书是一批老材料，不像新材料，炙手可热。但老材料有老材料的味道，更能体现学者的创业维艰和百折不回。

回顾以往，有几个名字，将为人们铭记：

蔡季襄，第一个收藏、揭裱、测绘、报道、研究楚帛书的人。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开端。

蔡季襄（1898—1979）

巴纳（Noel Barnard），第一次为帛书做科学检验（包括照相、测绘等）、文字复原（包括行款复原）和图像复原的人。他的研究为1970年代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巴纳（Noel Barnard，1922—2016）

梅原末治，第一个发现帛书表面还有反印文的人。林巳奈夫给它做了摹本。

梅原末治（1893—1983）

李学勤，第一个指出帛书十二月即《尔雅》十二月的人。他对帛书考释和思想探讨无疑有重大贡献。

李学勤（1933—2019）

陈梦家，拿古代时令书与帛书作系统比较，也很关键。他对《管子》之《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图》试做复原，对后人启示良多，也有重大贡献。

陈梦家（1911—1966）

商承祚，第一个指出“德匿”即“侧慝”的人。侧慝与日月赢缩和妖祥灾异有关，这对帛书甲篇（十二行者）的理解非常关键。

商承祚（1902—1991）

严一萍和金祥恒，最早考证帛书有伏羲、女娲的人。他们对帛书神话人物的考证也是重大突破。饶宗颐和曾宪通，也是对帛书考释和内容理解有重大贡献的学者。

饶宗颐（1917—2018）

这是一场时越六十余年，真正具有国际性质的大讨论。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海外的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有学者参加讨论。

这六十年来，有多少人参加讨论，大家可以看一下本书附录的《参考书目》。我很感谢中外学者对帛书研究的贡献，无论发明，还是失误，都是我的参考。前者予人启发，后者留下警示，各有各的用处。

这里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小人物有千虑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谁说大人物就不犯错误？照样会犯。大人物也会犯低级而幼稚的错误。错误就是错误，没什么高低贵贱。大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错误面前也一样。人类的认识史就是这样。这才是学术史的真相。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会犯错误。我是人，非常普通的人。我对帛书的认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很多步都未必到位，总是留下遗憾。反复修改，不断完善，求的只是逼近真相。我是“老改犯”。我的文章都是反复修改，只要打开电脑，就会改。

电脑的好处是可以覆盖，不像画画，不能反复涂改。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尽量覆盖以前的错误，为后人提供一点方便，让他们不再犯我犯过的错误。

探讨是一种过程，只有咽气蹬腿才是终点。

世上本无完人。完人，只是完蛋的人。

2011年2月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注释：

[1]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正~69页背。

[2] 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一册：《观堂集林》卷六，第18页背~21页背。

[3] 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一册：《观堂集林》卷七，第1页正~2页正。

[4]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99~118页。

[5] 《文物》1959年第7期，第50~54页；1959年第8期，第60~63页；1959年第9期，第58~61页；1960年第7期，第67~68页。

[6] 以下所引的研究著作，可参看本书第拾部分：参考书目。

[7] 当年，我读楚帛书是在考古所。我的稿子写成后，王世民先生曾让我帮他整理陈梦家先生的遗稿《战国楚帛书考》。我发现，陈先生先已经对《管子·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图》有所讨论。特别是他在一块纸片上画过一幅草图，跟我的想法很接近。此稿是1984年才发表，我的书是1985年才出版。出版时，我特意在“论著简目”节补充了这一条。但可惜的是，此稿在《考古学报》发表时，并没收入这个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