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零】

我是个“考古门外汉”，考古、古文字、古文献都学过一点，兴趣广泛而浓厚，但我和每个行当都保持一点距离(“距离产生美感”)，基本上是从“门外”看问题。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学习过七年，从此和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我对考古学是有感情的。但我知道，一个从未参加过田野发掘的人，或者像我，曾经干过又离开了田野发掘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考古学家的。充其量，我只是一个考古学的忠实读者。

今天，我想从“读者”的角度讲话，从这个角度，讲一下我对“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的想法。我理解，考古学的“作者”一定是专业从事田野发掘的人，但它的“读者”却并不限于这些人，它还包括许多“友邻学科”的学者，包括许多热心此道的公众，甚至是盗墓贼和古董贩子。我们不应忘记公众，忘记读者。你忘记他们，他们也会忘记你。那样，考古的书就卖不出去了。当然，干这一行的，如果地位不高，关系不深，没人赠送，咬牙跺脚，书总还是要买；“贼”也会惦记着你们，我们没钱，他们有的是钱。其他人只好敬而远之。

《夺宝奇兵》剧照

前些年，《读书》杂志组织过一个关于“考古围城”的讨论。参加者，除陈星灿先生是城里人，其他人和我一样，都是城外人。有的前辈不以为然，说这是虚构的问题，考古是个自我满足的系统，城中之人绝未打算出去，城外之人也休想进来。我看，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会也就不必开了。因为，如果没有出来进去行内行外的沟通，还谈什么“传播”。你只要把该挖的挖出来，记下来，存档查档，也就够了。公众不读考古报告，也读不懂考古报告，这没错，但沟通并非不可能。

考古学不应自建壁垒，自绝于人

我说，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这不等于说，考古报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我强调说，这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我理解，考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说的转换，是指由考古材料生发，还有多角度的进一步思考，还有二级、三级的再创造。这绝不是纡尊降贵，像幼儿园的阿姨跟小孩讲话，故意娇声嗲气，逗他们玩，而是把考古提高到历史、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对公众是普及，对专家是提高。

这种沟通，当然，最好是由兼具专业知识和公众眼光的专家去做，但非常难。实际上，经常都是借助于某些过渡层次，借助于某些边缘学科和边缘人。我在纪念张光直先生的文章里曾说，国内国外需要沟通，沟通是伟大的牺牲(常常里外不是人)。考古内外的沟通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不必太多，但绝不能没有。比如，孙机先生的文物研究，杨鸿先生的美术考古，还有其他很多学者的研究，它们就有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