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刚才几位讲得非常好。我补充一点，就是监管和创新有时候千万不能对立起来。其实监管有时候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创新。前天我参加了数字货币的讨论，听了周小川行长讲述数字货币，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例子。中国央行定性，许多数字货币是炒作，要坚决遏制，很多数字货币的交易所被取缔。这是非常严格的监管，保护了很多人的财富。

我们知道，数字货币的价格波动可能非常大，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如果放任做的话，中国的很多散户会进去。另一方面，也并不是说光有监管遏制。中国也推出了数字货币。现在非常清楚，很多资产不是数字货币，央行也在主动创新，推出了央行数字货币，京东和央行都推出了数字货币试点。货币在全世界进行了数字化。具体不展开了。

还有一个宏观的例子。我在欧洲待了很多年，中国这些年数字发展的很多方面是领先于欧洲的。欧洲在监管和创新方面可能更多的侧重是监管。基本上，以保护为主的法律一出来，很多企业，特别是新兴的创新企业，就没有办法承受法律方面的费用。

中国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数据是生产要素的国家，然后把发展放在前面。所以我们的数字经济这些年飞速地发展。除了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也有很多的竞争，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发展之后也要考虑监管，包括今年要出台数据保护法。在发展当中创新，平衡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大家的观点非常一致，监管是需要的，但是需要有目的。我也想问问迈克尔·斯宾塞，您觉得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对数字平台企业的监管、治理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做法，大家是如何来解决垄断问题、隐私问题、公平有效问题，和发展之间的平衡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这个话题很大。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场工业革命。曾经，机械自动化实现了以后，很多物理的过程都自动化了，但信息、数据控制、决策都是由人来处理。而我们现在进入了未知的领域，机器和我们共同在信息和决策方面发挥作用。

一定程度上，平台是推动新的经济协调模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般而言，这些平台不仅是企业，还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架构，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决策在发挥作用，有大量的资源，而我们知道它们本身也是活跃的竞争和创新中心。

以我作为研究信息不对称的颠覆性效应的经济学家来讲，数据量非常大这点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些数据以越来越复杂的算法缩短信息的鸿沟。如果不理解产品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就会有信息上的鸿沟，不能够形成市场。所以，我们需要深度地用经济工具去了解这些平台能够带来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并解决相应的问题。

我刚才的这些同事也已经谈到了这些问题。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我们要不断地谦虚学习，要了解到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要过早作决策。数字化的技术是非常有前景的。

我认为，监管方面最大的挑战就是网络内容的监管，这是目前为止最复杂的东西。因为它是在个人权力和集体智慧之间的一个矛盾的选择。有一些网络内容确实会影响到社会凝聚力，会煽动社会的不安。我们甚至还没有完全地理解这个问题，更别说解决它。

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分论坛现场图（来源：博鳌亚洲论坛）

主持人：我想把我们这一环节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李稻葵教授。我们现在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刚才讲到了监管和发展中的平衡问题。您的远景想象中，如果在一个已经相对发达的数字经济时代，在治理的过程中，有哪些主题可能是我们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

李稻葵：我现在还没有形成特别成熟的观点。数字经济对我们人类社会，包括政治治理和经济生活的冲击，恐怕不亚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冲击。而它带来的冲击是根本的，因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观点的碰撞、信息的不对称。我们面对的既是重大机遇，也是挑战。其实人类有两类思路，一类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的思路。他们的基本想法是我要先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再去发展。另一类的思路是英国人的思路，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出现问题我们再来解决。

坦率地讲，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经济都有一种实践精神，都有一种让实践先走一步的态度。中国和美国有竞争关系，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哲学理念是相通的，我们双方实际上有共同点。我还要讲一个原则，英国人也提出过了，就是“砂箱实验”。换个角度来说，数字经济像孙悟空，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各种冲击，但是我们要找到如来佛的手掌，让数字经济跳不出去。

这个手掌是什么呢？一是不能产生系统性的危机，二是不对上线的企业和个人产生过大的冲击，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调整。三是不能在互联网上进行不实的传播等。互联网是新事物，我们应该拥抱它，接受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牢牢把握底线。只要底线把握住了，让实践先跑一段，我们再总结，产生理论，再过来补课和监管。这就是我基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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