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请李稻葵教授讲讲，在数字经济模式带来的监管新课题中，哪些问题不再是政府官员，而是社会层面上的新尝试？比如大家关心的大数据平台企业的监管。您觉得未来我们应该重点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对数字经济，尤其是大的数据平台监管作出努力和尝试？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社会各界对于数字时代企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到位，大家需要有虚怀若谷的状态。现在很多的数字平台被认为具有垄断定位，实际上不一定如此，比如零售行业。

很多人说阿里已经大得不得了了，谁也没有想到拼多多现在的零售量超过了阿里。我想说的是，即便是零售这个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行业，它的大产业格局还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数字平台已经形成了垄断的格局呢？怎么能用100多年前美孚的经验来进行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呢？

我觉得我们社会各界得认认真真地坐下来研究。已经发生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明显不太符合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行为，我认为应该监管，比如阿里“二选一”的问题确实不符合商业竞争的基本道理，可以监管。而利用大数据欺负老客户的行为也可以监管。不过，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刀切，或者使用回溯性很强的监管措施。

所以，我在两个月前提出，国家层面应该对数字经济专门成立一个数字经济监管与发展委员会，把监管与发展的问题放在一块儿讨论。重点是放在发展，而不是监管。监管是为了发展，也是为了保护社会的利益相关方或者企业。但是，其根本的目的不是要惩罚这些企业，而是要保证我们的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数字经济能够健康发展。

主持人：李稻葵教授的观点非常清晰。监管和发展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姿态是非常好的。今天，几个大平台都在我们的圆桌上。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不只是此时此刻，还有长远未来的数字化监督和管理。请问林海峰总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着重关注哪些领域的监管和治理？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科技总裁林海峰：我觉得我们要了解监管的核心目标是整体的、长期的福祉的增加。第一是要增加消费者的利益，第二是要保护竞争。而保护竞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加消费者的利益。监管如果思考到这两个核心点，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们一直说坚持企业文化，以用户的利益为最大的依归。这个话很多企业都会讲，但是真的要做到，尤其是在碰到有些商业利益冲突的时候，是很难的。

在现实中，比如在理财业务里，我们会极大地突出对金融资产销售过程中的风险监管，因为很多时候用户对于持有期是有判断的，但风险是他很难发现的。我们希望跟监管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如果全社会都能够在理财业务里对于风险这件事情有非常清晰的监管，并让老百姓听得懂，其实不需要产生金融资产的销售，或者，错误的金融资产和用户就不会匹配，用户自然就会获得长期调整后的收益，这就形成了用户长期福祉的增加。

所以，我的观点是要围绕着用户长期的福祉增加和保持竞争。每个行业和领域都有可以深入的点去琢磨。我怕的是如果一刀切，看上去解决了问题，但其实对客户的利益是有害的。所以需要企业和监管良性的互动。

主持人：通过良性互动可以把这个观点传导出去。您刚才讲的重点是所有的治理是为了用户。我想问问陈龙教授，您有什么想发表的意见？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数字革命本身是协同关系的革命。所以最大的表现不是经济一下子增长很快，而是我们人类协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打通时空的边界。早前，我们每次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工厂、公司，和它们的标准化，现在是一些平台连接了很多的企业和消费者。这个现象已经在起来。

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教授陈龙（图源：博鳌亚洲论坛）

其实我跟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写一篇叫《平台经济学》的文章。我们在想，这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叫平台，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受益者，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就业的机会。不好的我们要去管，要设置边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它的好处。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共识的：我们到底要监管什么？监管的目的是什么？它既然是一个协同的革命，所有人都是受益者或者是受害者，我们怎么做？我们协同的质量很重要，在意的应该是实施，而不是臆断或者恐惧。所有技术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焦虑史。我们不知道一样东西是什么，就会有臆测。凭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大胆地尝试，以及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空间给了我们市场化的机会。我们不应该忘记今天为什么走下去，不应该臆断和恐惧，扼杀协同革命本质的一些东西。

我们应该有协同的质量和共识的机制。既然是协同的受益者，我们各方，包括用户、企业、政府，都应该坐下来，一起虚心地讨论这个问题，就像李稻葵教授刚才讲的那样。我们应该有一个信任机制，要相信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