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化设计的背后是精细化。课程在内容设置上过于细致，同样给教育者带来压力。比如在不同阶段，学生都要完成 “整理与收纳”任务，只是不同阶段的具体要求不一样：

第一阶段（1-2年级）要求“根据需要，整理自己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如衣服、玩具、书本、文具等。整理自己的书包、课桌和居室的书柜及书桌，能按照物品类别、形状等整齐摆放，初步建立及时整理与收纳的意识”。

第二阶段（3-4年级）要求“定期整理居室里的书柜、衣橱、鞋柜和教室里的‘图书角’、卫生柜、讲台桌面。将物品摆放整齐，归类收纳，做到有序、合理、便于取用”。

第三阶段（5-6年级）要求“通过对物品的整理与取舍，清理自己的学习与生活空间，如清理和合理处置使用过的教科书、薄本，以及不再穿的衣物、不再玩的玩具等。初步掌握对物品、居室进行整理、清洁的方法，较为充分、合理地利用家居空间，用劳动和智慧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三阶段的设计确实存在内容上的递进，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但是从操作层面来讲，要按照这个要求进行操作和验收会比较困难。父母在指导孩子进行收纳时，可能不会按照这种精细思维进行引导，而是概括性、笼统性地指导，而且可能家长也很难有这种精细思维和细致习惯。

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家长还需要制定“家庭劳动清单”，针对子女在不同阶段指导他们规划和开展不同类型的劳动教育。但是制作清单和规划设计，很多家长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图截自《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

我曾见过少量城市家长为子女的发展进行规划，每学期初为子女列出要学习的事项，学期末进行结算；但是即使是城区家长，也无法个个做到为子女列出清单，更何况是农村家长。如果按照这种精致的模式和要求，很多家长“不配不做家长”。那么，未来是否有可能将劳动教育也变得市场化？

新版劳动课程标准兼顾了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但是有些城市化倾向的课程不太接地气，悬浮于大多数学校的实际能力之上，要实施起来极为困难。

课程标准中典型的城市化倾向设计，如第三阶段（5-6年级）的任务群7“新技术体验与应用”中，要求选择通过1-2项技术初步进行劳动体验和技术运用，而其中所提及的技术是三维打印技术、激光切割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其中的活动建议是，利用三维打印技术设计和打印小笔筒和茶杯，利用激光切割技术设计与制作木制益智玩具七巧板，利用智能控制技术模拟实现红绿灯自动控制、抢答器等。

关于“新技术体验与应用”的具体要求

这种复杂的劳动项目，根本就无法在乡村学校实现，一是乡村学校资金资源有限，无法购买相应的技术设备，即使是所在地区也很难有这样的设备；二是乡村教师能力有限，很多老师都没有见过三维打印技术、激光切割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何谈教会学生使用新技术进行设计？有人为此调侃道，“这不是劳动教育，是体悟劳动人民是怎么被技术淘汰的”。

在西北一所村小调研时，该小学一位老教师提到城乡差距，举了一个特别令人沮丧的例子。他说，“现在农村学生必然比不过城里的孩子，考试试题中出现红绿灯、支付宝、机器人，有些农村孩子连红绿灯、支付宝、机器人是什么都没见过，何谈通过考试？”若是将三维打印技术作为劳动教育的内容，农村学生又一次被狠狠甩开。实际上，此类高技术的劳动实践，即使在城市学校，可能都不一定能够顺利实施。

劳动教育本是一件顺势而为的工作，但是目前的标准有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趋势。现在不仅明确了每个阶段规范化和精细化的劳动要求，而且要求对每一个劳动项目需要进行项目设计，包括制定项目目标、选择项目内容、确定劳动场域、明确项目过程、提炼项目操作方法等等。

这种做法必然会给学校、教师和家长带来无谓的负担：学校要花费资金资源去落实劳动项目的要求，提供劳动实践的机会；老师要做各种材料完善劳动教育的落实过程，要写策划、拍照、写总结；家长同样要配合学校拍视频、打卡等。如果劳动教育按照此种模式推行，不免会变成形式主义工作，最后劳动的恐不是孩子，而是老师和家长。

劳动教育要回归本质

劳动教育不是纸面教育，而是实践教育，如今强化劳动观念，重建劳动体系，对于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百益而无一害。

不过，在劳动教育的落实中，需要参透劳动教育的本质，不可将劳动教育刻板化、僵硬化、强制化、精致化，关键在于营造劳动氛围，培养劳动习惯，允许各地各类学校自主探索，积极寻找合适的劳动载体，引导学生在劳动中学会承担、学会交往、学会热爱，同时避免将劳动教育形式化。只有怀有这样的目的，劳动教育才能实现其原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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