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雷望红】

一

一年一度的高考终于结束了。

今年临近高考前，衡水中学的张锡峰同学在《超级演说家》中的演讲引发热议。其中有两大争议焦点：一是衡水中学本身作为争议点，讨论衡水中学对于河北其他县中的影响；二是农村学生的奋斗姿态是否合适，张同学的价值观是否扭曲？

张锡峰演讲中“乡下土猪拱城里白菜”的比喻引来众多网友热议

前者涉及的是县中发展问题，后者讨论的是农村学子个体发展，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背后所关涉的是中西部地区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县中教育发展状况与农村学子个体发展不可分割。

先来看县中发展的问题。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县中面临着普遍的塌陷困境，即优质师资和优质生源流失，教学质量下降，高考成绩一年不如一年，学校办学信心不足，学生家长对县中教育的不满不断增加。

一般来讲，学校的发展需要两个基础：

一是人员基础。生源和师资是学校教育结构的人员基础。

一个理想的学校师生结构，是拥有老中青多层次的教师和优中差多层级的学生，不同层次的教师和不同层级的学生组建成为一个完整的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具有带动性和影响力，有助于形塑学校内部的积极氛围。尤其是当学校拥有一批中青年优秀教师时，学校的发展就会充满活力。

二是组织基础。组织基础是指学校要针对教师和学生形成组织动员能力。

针对教师的组织动员依靠两种类型的激励方式，一种是物质激励，即通过教师的日常工作表现和阶段性工作成绩作为依据，在绩效分配时形成差异化的分配方案。按照理想情况，平时工作积极、学生成绩优秀的老师，应该在绩效分配上多于平时工作被动、学生成绩平平的老师。

另一种是精神激励，主要体现在评优评先、职称晋升上，一些县城曾经会由县政府主持召开教育大会，针对高考表现优异的学校和教师进行公开表彰，从而激发获奖教师的荣誉感，调动其他教师的积极性。

学生动员则主要依靠教师动员实现对学生的推动，当教师动力十足、激情昂扬时，一定会设法去组织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

随着人口城市化和教育行政化的影响，学校的人员基础和组织基础遭到了冲击。

一方面，县中教师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主动向外流动，而学校也难以招聘到优秀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另一方面，县中管理模式的变化使得县中教师的目标弥散，进一步催生了他们外流的冲动。

对于年轻教师或年轻毕业生而言，他们普遍不愿意到县城教书。

县城作为农村向城市的过渡地带，尽管拥有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是联结和服务的空间范围仍然是农村。相比于省城或市区，县城的基础设施不健全、市场化服务不发达、对外交流成本高、发展天花板低。更为重要的是，教师收入水平有限，面对的学生来自农村，学习基础相对薄弱。

因此，为了自身和家庭考虑，县中的年轻教师会抓住一切可以向外流动的机会，到硬软件资源更为丰富的省市学校教书。愿意教书的毕业生们同样会优先选择省城学校、市区学校和私立学校，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回到县城教书。

根据南方省份一所县中反映，几年前，县中虽然很难招聘到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但是至少还能招聘到省级师范院校的毕业生。现在，县中连省级师范院校的毕业生都很难招聘到了，只能招聘到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和非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即使是教学成绩表现亮眼的县中，也很难吸引师范院校的学生到县城就业。

随着教育管理的行政化程度越来越高，教育部门针对学校的管理考核制度和管理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严格，学校逐渐丧失了针对教师的激励空间。

在管理上，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弱化竞争性，比如不允许考试排名，不允许张贴红榜，高考后不能宣传清华大北大的录取人数和名单，不能公布高考状元，甚至不能公布本科上线率等。

在财务制度上，不断弱化针对老师的经济激励。

一是在绩效分配上追求平均主义。

由于缺乏成绩比较，老师们之间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成绩失去了比较的标准，当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时，教育工作就变成了常规性的打卡出勤、教案呈现、课堂现身，而非一项充满激情的创造性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

所有老师的表现差异不大，均倾向于完成底线工作，若按照某种非客观性标准进行差异化分配，必然会引发某部分群体的不满，从而引发分配冲突，因此在绩效分配上，县中逐渐倾向于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

二是不再允许发放高考奖。

某地规定，发放高考奖必须有文件规定，但是高考奖本是县级政府针对县中高考成绩设置的一项激励措施，不可能拿出具体的文件。因此，随着财务制度的规范化管理和弱化高考成绩的倾向，很多县城纷纷取消了高考奖。

经济激励的弱化和消逝，不仅降低了县中教师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模糊了老师们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