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选择中国，萨米尔给出的理由有三条：

首先，西方国家不能成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因为“西方国家只会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资源却不愿支持他们的实现发展和进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应该予以考虑的对象”（P.98）。

第二，“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阿拉伯人从目前所遭受的剥削与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创造繁荣的阿拉伯现代文明，并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萨米尔认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在萨米尔看来，这种相似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东方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塔哈塔维……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塔哈塔维目睹了法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认为其发展方式有利于伊斯兰世界实现文明与进步，值得重视和借鉴，并主张效仿其中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成功经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民族复兴的考虑，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国情和文化。这与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如出一辙。”（P.150-151）

在《东方的复兴》中，萨米尔对这一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萨米尔认为，所谓向中国学习，既要关注中国发展之“术”，但更重要的是借鉴中国成功之“道”，“道”的问题是阿拉伯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而中国的成功之“道”，就是“非模式化”。

他说：“中国在坚持某些基本原则的同时，避免走向某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中，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与复兴进程本身就是一个应对各种思潮，规避其不良影响以实现核心目标的过程。中国超越了某种或某几种意识形态的刻板模式，实现了融合与创新。”

萨米尔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应成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首选对象。

既然确定了以中国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对象，接下来，萨米尔就必须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是否愿意接纳阿拉伯世界？对于这一点，萨米尔认为问题不大。原因正如前述，萨米尔认为在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因此中国不会介意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

第二，更重要的问题是，阿拉伯世界何以让中国接纳他们？萨米尔认为，要想和中国建立“文明追随”关系，阿拉伯世界必须能够满足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萨米尔看来，阿拉伯世界满足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式有二：一是立足于阿拉伯世界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满足中国对资源方面的需求；二是发挥阿拉伯国家数量众多的优势，在联合国一类的外交活动中，为中国充当“票仓”，提供政治支持。

萨米尔认为，目前阿拉伯世界还没有为“文明追随”于中国做好准备，中国也没有。“但是，从中国的经济数据和中国制定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可以确信，中国必然会在21世纪的某一历史时刻做好准备。那么在这段时间内，阿拉伯人应当全力以赴，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文明追随于中国是实现阿拉伯文明复兴的难得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阿拉伯人自身不努力，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热衷于帮助阿拉伯人的文明复兴事业呢？”（P.146）

在《文明的追随》一书中，萨米尔反复强调了学习中国经验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他真正想表达的，反映在全书结尾的这几段话中：

阿拉伯世界渴望重振复兴事业，而中国为其提供的不仅仅是可资学习和借鉴的经验，还有未来的机遇，我们必须珍视并牢牢把握。如果说自从拿破仑以武力打开阿拉伯世界大门以来，西方列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出于种种原因一直剥削、压迫阿拉伯世界，那么有希望成为世界上重要一极的中国不会像西方一样对待阿拉伯世界，而是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携手创造公正的国际环境，解决阻碍阿拉伯文明进步的各种问题。

为此，我们要发展好同中国的关系。……中阿双方间在经贸上的密切合作为双方带来了财富，但这对实现更高层次的战略利益、对实现阿拉伯复兴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我们在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文明复兴。

阿拉伯人渴望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提供的各种机遇不容忽视。从重视中国的“非模式”发展到对中国的“文明追随”，我们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将有助于阿拉伯世界在中国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同时重振自身的复兴大业，早日实现“阿拉伯梦”。（P.151~152）

这段文字是全书结语，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于中国”的真正含义，而这其实并没有在书中直接说出来，那就是：在目前阿拉伯世界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缺乏一个核心国家的情况下，他期盼由中国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路人；阿拉伯世界通过与中国这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的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获得中国的支持和指导，通过学习中国的“非模式化”发展方式，实现阿拉伯世界渴望已久的重振复兴事业。

当然，回到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救亡压倒复兴”的问题，萨米尔给出的答案，其实是依靠中国某种形式的的“保护”来完成救亡。确实，基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分裂的现实，他们是难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救亡”的，而没有“救亡”谈何“复兴”？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救亡”，但中东看不到希望，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倒也不必苛责萨米尔的“局限性”。

在《东方的复兴》中，萨米尔的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了。萨米尔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并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的天赐良机。

在萨米尔看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意味着中阿之间更大规模的贸易、投资、人员流动，更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可以借此机会，更好地吸收、利用中国日益成熟的生产能力和科技成果。当先进的国家正在热烈讨论、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时，多数阿拉伯国家则还在工业化的大门内外徘徊。

“一带一路”所重视的产能合作、所倡导的“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科技发展所亟需的。因此，萨米尔呼吁阿拉伯人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商业”的民族，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借助中国这一倡议的丰富内涵和务实举措加快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成为“创造”的民族。

如果萨米尔的这些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阿富汗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伊斯兰世界，在社会形态和文化上有众多的共同点，他的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阿富汗，也同样适用。如果阿富汗能够按照萨米尔的设想，与中国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那么其发展前景将大有可期。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其实已经表明了态度，塔利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与东伊运等恐怖势力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并予以打击。这是塔利班满足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中国和阿富汗建立起“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阿富汗对中国的“文明追随”才有可能。塔利班会作何选择，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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