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2001年6月22日头版文章《像瘟疫一样蔓延 三股恶势力威胁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对塔利班、本·拉登与中亚和新疆的恐怖势力的关系，作了如下披露：

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塔吉克斯坦北部山区，盘踞着一股极端势力。长期以来，它们一直试图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费尔干纳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并为走私毒品和武器开辟一条通道。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非政府控制区聚集的非法武装约有2000多人。就人员构成来说，这是一支国际纵队，其中有阿拉伯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纳曼加尼是这伙极端武装的头目，他因近年来大搞恐怖活动而被称为“中亚的巴萨耶夫（车臣匪首）”。纳曼加尼现年37岁，乌兹别克人，几年前当上了乌地下瓦哈比教派的首领。1992年，他逃窜到了塔吉克斯坦，入伙塔伊斯兰反对派阵营，并参加了塔内战。此后，他又入伙阿富汗塔利班，并在后者的支持下，创立了一个叫做“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党派。2000年8月，龟缩在阿富汗的纳曼加尼的部队又神秘地出现在塔吉克斯坦。

数百名极端分子从塔吉克斯坦北部越过塔乌边境，窜入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企图向乌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进军。乌政府军重兵迎敌，与武装分子激战数十天。与此同时，800余名极端分子越过塔吉边界，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巴特肯地区，企图取道进入乌境内，一路烧杀抢掠，引起了一片恐慌。吉边防军奋力抗击，伤亡惨重，战斗一直打了一个多月。

纳曼加尼一伙的资金来源主要靠赎买人质、贩运毒品和由塔利班总部直接给钱。其中贩运毒品获利最大，赎买人质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靠着手中的钱财，纳曼加尼招兵买马，扩大队伍。据说，吉巴特肯地区的年轻人对激进分子的号召非常积极，成批加入极端武装分子的队伍。

或许有人会说，摆平几千匪徒何以如此之难。记者前不久曾到吉尔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地区，采访曾与极端分子作战的吉边防军官兵。阿吉尔中尉告诉记者，打击这些武装分子并非易事。“他们长年在乌、塔、吉三国交界地带活动，不停流窜，你这边刚一调兵遣将，他那边就越过了国境线。我们有一个小分队夜里出去侦察，第二天清晨点名时发现，一个也没回来。士兵尸体找到了，但却没一个是完整的。有两个侦察兵是被刀子捅死的，另几个被扔进了峡谷。匪徒多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又有山地作战经验，每一次行动都经过精心安排。他们不仅有当地的秘密军事地图，还有最先进的通讯设备，有美式名牌狙击步枪和带夜视镜的冲锋枪，甚至还有能夜间在山区飞行的直升机。他们不只装备精良，还穿着山地靴、防弹衣、羽绒衣，好吃好喝外加绿票绿票（美元）。我们也有武器，但太差，俄制自动步枪不适合山区作战。山峰险要，灌木丛生，重枪重炮都成了摆设，无能为力。匪徒中老少男女啥人都有，还讲究攻心战术，我们在夜里常能听到他们的大呼小叫。

……

中亚的极端分子肯定有背后黑手在暗中操纵。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材料证明，中亚极端武装得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全力支援，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独立伊斯兰国家的想法也是塔利班高层人物的政治决断。纳曼加尼可以在塔利班军营培训自己的官兵，并从本·拉登及一些阿拉伯富商手中获得钱财。

根据中国政府2002年发布的《“东突伊斯兰运动”基本情况》，中国新疆的恐怖组织“东伊运”，也参与了这一系列由塔利班支持的活动：“‘东伊运’与本·拉登“基地”组织系共生关系，在培训武装人员和暴力恐怖分子方面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

如此倒行逆施，自然不可能长久。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崩溃，不能仅仅视为美国军事优势的结果，塔利班的各种政策导致其极不得人心，才是根本原因。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倒台，更应被视为塔利班在在阿富汗进行的“复古”派“模式化”实验的失败。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主导的另一种“模式化”——全盘西化，确切的说，是“全盘美化”。这场实验的结果，我们今天都看到了。

不要“模式”，但“追随”中国

二十多年下来，一场“复古”，一场“西化”，这两场“模式化”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按照萨米尔的观点，这意味着，“模式化”，在阿富汗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说塔利班的“复古”因为其“倒行逆施”而失败，那么以美国主导的“西化”为什么会失败呢？

2011年，也就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倒台10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爆发。在短暂的“春天”之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一场不见尽头的持续动荡，“阿拉伯之春”没有解决既有问题，却成为既有问题的总爆发。

对此，萨米尔在新作《东方的复兴》中的分析是：“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阿拉伯民族脱离于世界和落后于时代的诸多表现：当世界各国迈向未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则将时针拨向过去；当世界各国将自然资源和国家财富用于实现复兴和满足人民需求时，阿拉伯人却大肆浪费其有限的资源与财富；当全世界都坚持着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时，阿拉伯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和践踏它；当世界各国都拒绝依赖外国力量、力图实现独立发展时，阿拉伯人却极力取悦于别国；当世界各国走向统一的时候，阿拉伯人却愈发分裂；当第三世界国家努力接受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时，阿拉伯人却在回味公民社会以前，部落时代中的落后要素；当各国着力改善自身处境以迎接未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却宣称要追根溯源，回归历史。”

萨米尔认为，关键问题在于，“阿拉伯之春”企图通过直接移植西方政治体制的方法来解决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问题，但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国情。很多阿拉伯国家只是有着现代国家的外形，内部却仍然是阿拉伯传统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统治者没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或融合，疲于应付内外压力，无力进行社会整合，只能通过强化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来保障执政地位和政权合法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没有共同议程，因此“阿拉伯之春”成为了“议程真空下的即兴革命”。

2014年4月观察者网制作图说，回顾阿拉伯之春后的各国情况

在萨米尔看来，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复古”和“西化”这两条路线都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已经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出路在哪里？对此，萨米尔提出的方案是：以中国为对象，进行“文明的追随”。这也是萨米尔这本《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的主旨所在。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具体地说，“追求复兴的落后民族”，应该选定一个在发展程度上高于自己的民族作为“追随”的对象，然后与作为其追随对象的先进民族，建立这样的关系：

1、先进民族应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特别是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2、先进民族通过为落后民族提供他们自己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这既有助于先进民族从落后民族那里获得相应的利益，也有助于落后民族加速缩小与先进民族的发展鸿沟”（P.99）

从萨米尔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安全”带来的“和平”与“发展”，是他最关心的。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先进民族”，由这个“先进民族”充当“落后民族”的保护者，保护和引导作为“落后民族”的阿拉伯世界走上复兴之路。

萨米尔认为，在“复古”和“西化”这两个方向都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P.96）这个“发达的文明国家”，就是萨米尔为阿拉伯世界设计的“文明追随”的对象。

但是，萨米尔又认为，“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因此，与先进国家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也就是说，阿拉伯世界所要“追随”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自身也处于复兴进程中的国家。在有着共同的复兴追求的基础上，借鉴对方“在实现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学，为阿拉伯人规划自身的复兴提供指引。”（P.2）这就是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的具体内容。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对象呢？萨米尔认为，这个国家应具备三个特征：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此前西化派的失败已经证明，与阿拉伯世界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学习榜样的。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这个国家自身也是处于复兴的过程中，而且取得了成功。特别是，这个国家在复兴过程中，也采用了与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鼻祖塔哈塔维所提出的“非模式化”类似的发展方式。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萨米尔认为，世界上有且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这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