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经济活动有所好转

一是战争状态的结束。叙利亚内战的结束表明战时所存在的“关卡经济”“走私经济”等战时经济进入历史时期，叙利亚货物流通成本降低60%～70%，有效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例如战争结束后阿勒颇地区建筑材料价格大幅下降，一吨水泥的价格从2024年的200万叙利亚镑降至约120万叙利亚镑，降幅达到40%。

二是制裁的放松。随着欧盟和美国放松了针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叙利亚的进出口活动有所恢复，多艘运载二手车、石油和天然气的轮船抵达拉塔基亚港口；2月23日，哈马“3号”水泥厂（日产能3300吨）恢复生产。4月6日，一艘载有11000只羊的船只从塔尔图斯港出口，表明叙利亚贸易流通环节开始逐渐恢复。

三是金融活动的稳定，过渡政府成立后，欧美国家解除了针对叙利亚金融、能源和运输等机构的部分制裁。1月17日，欧盟就解除叙利亚制裁制定了相关路线图。3月6日英国宣布解除针对叙利亚央行等24个实体的制裁措施。此外，外汇通道的改善和海外资金的回流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的流通性，叙利亚镑兑美元大幅升值并稳定至10500-12500:1。

不稳定因素远未消失

尽管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军事重建、政治重组和经济恢复三个领域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大规模内战刚刚结束的背景下，仍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

一方面，长期内战导致的宗派主义加剧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和隔阂，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迫害事件频发，部分族裔割据一方的情况现实存在。另一方面，叙利亚经济重建急需大量资金，在当前外援输入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稳定经济基本盘，确保社会收入水平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此外，恐怖主义活动呈现新形势，对全球反恐活动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1.央地矛盾问题悬而未决

当前，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德鲁兹族占主体的苏韦达省、库尔德族占主体的叙利亚东北部（幼发拉底河东部）和阿拉维族占主体的海岸地区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一方面，激进逊尼派分子针对阿拉维族和德鲁兹族的无差别攻击，迫使上述少数族裔采取“军事自控、政治自治”的手段予以保全，地区高度自治的现状短期内无法扭转，央地矛盾依然无法取得根本解决。

叙利亚战乱和屠杀并未完全停止

此外，由于叙利亚过渡政府下属派系复杂，部分军事组织自成一派，拒绝接受叙国防部的指令。例如，德拉省反对派武装高级头目艾哈迈德·奥达率领的部队仍实际控制着约旦-叙利亚边境一带，拒不接受国防部的整编。

2.“伊德利卜模式”无法持续

有部分学者指出，叙利亚政权更迭的本质是“伊德利卜经济模式”在与“大马士革经济模式”的竞争中所具有的制度性优势。叙利亚的“伊德利卜模式”拥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外部力量的强输血，二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三是低关税下的物流低流通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土耳其乃至西方国家的强力输血，以及美国针对叙利亚前政权的经济制裁是导致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叙利亚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困境。第一，叙利亚仍未摆脱《凯撒法案》的影响。国家经济仍面临广泛制裁，域内外国家的经济援助仍未实质性到位，“伊德利卜模式”难以在叙利亚全境进行推广。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超过一半叙利亚人流离失所，9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24年预计有1670万人口依赖人道主义援助，重建所需资金将达到2000亿美元。

第二，支柱产业遭到重创。当前过渡政府所依靠的两大支柱产业（油气和农业）遭到战争重创，难以恢复至战前水平。以农业为例，当前叙利亚面临粮食产量不足、土地利用率低、种植成本高等现实问题，仍需通过进口粮食满足需求。

同时，叙利亚石油资源不断枯竭，对天然气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但叙利亚日天然气产量已从2010年的3000万立方米下降到2025年初的910万立方米。但战争和外部制裁阻碍了能源设施的维护和更新，导致叙利亚仍需通过卡塔尔和土耳其运输原油以满足日常需求，除伊德利卜和阿勒颇部分地区（土耳其电网供电）以外地区的供电能力处于最低水平，严重阻碍了经济复苏和产业重建。

3.宗派问题愈演愈烈

由于长期内战、宗教激进化和外部渲染，当前叙利亚族群和宗教矛盾激化，对阿萨德政权“沙比哈”民兵的清算、对少数群体（例如基督徒）的洗劫、对阿拉维派/什叶派宗教设施的破坏，以及对前政府士兵的法外处决等事件频繁发生，诸多抵抗武装保持活跃，社会治安仍无法得到保障。

2024年12月下旬，哈马省、霍姆斯省西部、阿勒颇省和沿海省份的阿拉维派圣地与遗迹，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基督教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今年3月初，更是出现了大量平民被杀的血腥事件，前政权抵抗组织“海岸盾牌旅”发动大规模袭击，多次攻击叙利亚过渡政府公安人员，随后的冲突导致大量平民被杀，针对西海岸村庄的大规模屠杀频繁发生，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SOHR）报告，西海岸地区超过1500名平民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