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伊以美三方的安全困境

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东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在一个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安全问题始终是国家的首要考虑。对伊朗与以色列来说，“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与整个地区的复杂冲突密切相关。

·美国对伊政策的软化

纵观伊朗-以色列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及伊核协议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受苏莱曼尼遇袭事件和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双重因素的影响，伊朗-美国关系陷入了历史性低位。2019年-2020年，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等地区展开了激烈对抗。

2019年6月20日凌晨，伊朗军方击落了一架在波斯湾上空飞行的美军 RQ-4无人机，随后美军轰炸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的指挥中心和军火库，造成20余人伤亡。2020年，美军在巴格达机场空袭炸死伊朗“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伊朗向美国在伊空军基地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这一系列对抗行动大多发生在伊拉克境内，尤其是在2020年初伊朗攻击美国空军基地后，整个伊拉克再次险些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

2017年，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左）和伊拉克政党黎明党高层穆罕迪斯（右）在伊朗德黑兰会面，这一年正是伊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关键胜利，在地理上成功打通“什叶派之弧”的一年 图/Al Arabiya新闻

除了美伊之间“摆在台面上”的对抗，伊朗在伊拉克的代理人也经常发动袭击。今年2月23日，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大院遭到数枚火箭弹袭击。2月16日，火箭袭击了美国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哈里尔空军基地。3月3日，未知的武装人员向艾因·阿萨德（Ain Assad）空军基地发射了十枚122毫米火箭弹，袭击致一名为美军服务的承包商死亡。4月4日，又有火箭弹袭击了驻有美军的巴拉德空军基地。除发射火箭弹外，伊拉克反美武装也经常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攻击美军后勤车辆，这种攻击仅在今年3月份就发生至少3次。

袭击过后的艾因·阿萨德（Ain Assad）空军基地 图/路透社

在波斯湾海域，2019年7月美国正式提出组建“国际海上安全架构”(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Con-struct, IMSC)，意在与盟友联手对抗伊朗威胁，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行安全。美国力图渲染伊朗威胁，把对伊朗的制裁提升到应对世界能源供应安全的高度，以此为由提出“护航联盟”。

“护航联盟”是美国构建反伊朗体系的重要一环，美国试图联合盟友创建“护航联盟”，旨在打造针对伊朗的海上威慑共同体。“护航联盟”如若成型将意味着伊朗能源出口的运输线会直面美国海军的武力威胁。作为美国以军事力量威慑伊朗的手段，该联盟的运行机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高度契合。

2019年5月，美国政府表示将“全面终止”对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对伊朗展开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双方关系剑拔弩张。5月至6月，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沙特阿拉伯境内接连发生了多起油轮破坏事件及油田和炼油厂遭袭事件。

随着拜登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美国在对伊政策上逐渐从正面冲突转为“温和”的“多方角力”。一方面，美国多次与伊朗政府接触释放善意，并对重启伊核协议抱有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美国针对伊朗的前沿战略也做出了战略调整。以伊拉克为例，从什叶派马利基政府到温和派的阿巴迪政府、不够忠诚的马赫迪政府，再到现在的军人出身的卡希米政府，这一历程明显表明了美国对伊朗态度的转变与美国对伊拉克政府控制力度的加强。

·伊朗的双边权衡

油轮遇袭正值伊朗核协议陷入僵局和伊朗新旧政权更替之际。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伊朗的对美态度和政策有所转变，这也展现了伊朗在面对美国与以色列这两个区域竞争对手时的权衡心理。

一方面，伊朗希望拜登政府尽快重返伊核会谈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长期以来，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伊朗的经济面临巨大的危机（而制裁伴随的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扩张）。2018年5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朗赖以生存的油气产业无法出口换取外汇，石油出口量从260万桶/日降至60万桶/日。

于此同时，伊朗国内生活水平下降，物价飞涨，伊朗里亚尔的汇率一直在贬值。自2018年1月以来，里亚尔对美元大幅贬值了450%，从42,880里亚尔兑1美元跌到2020年10月18日的318,560里亚尔兑1美元。新冠疫情的蔓延进一步打击了伊朗经济，2020年伊朗GDP下降了5.3%。双重影响下伊朗内部矛盾激烈，部分普通民众要求政府与美国尽快达成协议，解除制裁以缓解内部的经济困境。

2018年-2020年美元与伊朗里亚尔名义汇率 图/TGJU

长期的前沿战略也给伊朗带来了繁重的经济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伊朗已在叙利亚战争中消耗接近200亿美元的资金。代理人战争一直是伊朗介入中东事务的战略工具，也是伊朗与地区对手博弈的有力筹码。因此，反美势力的袭击只是美国和伊朗对抗中的一个缩影。在这场对抗中，美国希望通过严厉经济制裁和军事惟独削弱伊朗的实力和地区影响力，而对于伊朗来说，通过代理人和前沿战略御敌于国门之外，可以降低对手对伊朗带来的安全威胁。

随着美国态度的软化和对伊核协议的积极态度，伊朗也调整了前沿战略的具体部署。在苏莱曼尼遇刺后，伊朗致力于维护已有的基本盘，采取防御姿态，不再谋求激进的战略扩张。伊朗重新整合了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武装（例如将伊拉克民兵武装整编入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将叙利亚民兵武装编入例如共和国卫队第30师等正规部队）以减少开支，同时将民兵武装撤出大城市，重点部署在叙利亚-伊拉克边境与伊朗-伊拉克边境等关键节点以拱卫什叶派之弧，缓解民兵武装与什叶派社群的冲突。

同时，伊朗加大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多方投入，不再仅仅集中在军事援助与经济扶持，转向了基建/产业投资、宗教培训、推广基础教育、人道援助、多方政治接触等全方位合作途径。

另一方面，伊朗的民族主义要求其不能改变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反犹太复国主义是伊朗政府的执政宗旨之一，而以色列针对伊朗内部的袭击破坏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以革命卫队军官为首的伊朗强硬派的不满，因此伊朗需要适时以适当形式对以色列目标进行反击，包括向哈马斯武装等地区代理人提供自杀式无人机以袭击以色列的油气设施，或向以色列的航运目标发动对等反制，既不会直接刺激美国从而干扰伊核协议的进行，又能打击作为以色列支柱产业之一的航运业，增加航运护航成本，同时给伊朗国内一个释放压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