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妈妈向我告别时，我的亲人全都跑了过来：‘小伙子万纽克，你要去哪？你难道要去当兵！红军里多的是红茶和刺刀，布尔什维克缺你一个也不少！……妈妈为你伤透了心，愁白了头；家里、地里，都需要有人劳动……“我只好向着母亲深鞠一躬，向亲人们也鞠躬，然后踏出家门。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抱怨我。如果全都像你们一样只看热闹，谁来保卫莫斯科，和俄罗斯？谁来保卫莫斯科和俄罗斯？……’”

他们都是这首《布尔什维克离开家》（创作于1919年）中的那个伊万（万纽克是伊万的爱称）。他们是苏维埃地区那些平凡、质朴、拖家带口，害怕死在战场后再也见不到她们的俄罗斯农民。他们听到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广播，看到了村口或教堂上贴着的《看，同志！这就是红星》，志愿参军，挤上闷罐车，坐进飞驰的搭枪卡，戴上了这颗小小的红星。

他们保卫的，正是嵌在这颗红星上的自己的劳动工具——犁铧和锻锤，是自己认可的真理（正义）、平等、幸福，以及那个永远摆脱贫困、建立地上天国的梦想。

从扶犁到镰刀：贫农地位的上升与意象的进化

上文提到的倒红五星就这样在苏联文化史中一闪而过。它留给后世的唯一一丝痕迹，就是前面提到的、继承1918年9月所设俄联邦红旗勋章样式的苏联红旗勋章（下图）。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勋章貌似也是后世苏联文化里配犁铧的锤子图案（犁头在倒红五星外侧右下角СССР缎带的Р字左上方，弯曲锐器代表犁铧）唯一残留下痕迹的地方。

最后一节就简单地说说犁和镰刀的故事。可以先下一个结论：犁是一种更有俄罗斯（东欧）特色的意象，而镰刀（齿镰）配锤子实际上是一种当时在世界上已零散存在、只是尚未赋予共产主义含义的文化组合；早期的苏联革命者们最终舍弃了复杂且比例错误的“犁锤”设计而普及了“镰锤”，可能有一些意外主观因素，但客观上带来了国际共运文化建构上的一次飞跃。

20世纪初期俄国西部的几种典型手扶犁，自上而下为鞑靼犁（上）、苏哈尼犁（中）、18世纪末兴起的梁赞犁（下）。它们多用一匹或两匹马牵引。

俄罗斯最早的犁大约出现在10-11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是从东欧和南方突厥地区引进的，属于西方犁（与中国古代常见的犁结构差别很大）。由于恶劣的气候和农奴制下近乎无偿的劳动力，俄国地主们从来没有创新农业机械的动力，1802 年才出现了第一家生产犁的近代工厂，大多数地方按照偶然形成的传统制作自己的扶犁式样。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地农村对“犁”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印象各自不同；1885年，光维亚特卡省（今基洛夫）一地，就有多达 30 种不同名称的犁在使用。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反映到了红军帽徽的制定中：

再次回顾这段时期的各种帽徽图可以看到，几乎每个模具都对应了一把不同的犁。要识别出这个意象，需要找到扶手、犁铧、犁刀、犁刀轮和连接耕马挽具的挂钩等一系列特征，并识别相互关系才能辨认出来；这种对精度的高要求决定了，它既不利于缩小尺寸（例如，用在1919年1月规定工农红军应当佩戴的袖章上）、用刺绣或金销绣等较粗线条的手法表现，也不利于整个概念的传播——当时俄国的城乡分化已经很严重，大城市里从没见过耕犁长什么样的工人、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对帽徽上这个完整图案还好，对于前述红星勋章露出的那一点弯曲形状，没有知识准备的人，谁能看出来这是什么？铲子？大斧？钩镰枪？事实上，这东西是лемех плуга，也就是犁头。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如上面几幅图所示，欧式犁复杂而沉重，不是每个农家都买得起的；对于无地或地不够多、或者无马可用的小户贫农来说，甚至也不一定用得着。而由于前面提到过的农村地区对余粮收集制乃至整个苏维埃政权的抵触，布尔什维克逐渐将农民细分，除地主外，不愿交粮的富农也被逐渐排除到党的依靠力量之外。而1918年6月19日起，苏维埃政府已经通过了用镰刀（齿镰）和锤子拼接而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