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针对参与各国5G网络建设的中国华为公司展开的过于高调的单方面攻击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汲取的教训。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事先与各盟友和伙伴国家协调立场并制定一些有创造性的政策（如提出多边借贷倡议帮助各国为通信运营商购买华为设备的替代品提供补贴），那么美国在说服各国购买其他通信设备制造商的产品时就会有更高胜算。如今华为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华为设备将导致欧洲5G服务的推出被推迟两年，若特朗普政府能够做到上面所提到的事情，那么美国就可以对这两年时间加以充分利用。若要对美中在科技领域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加强控制并取得成功，特朗普政府就必须仔细权衡、制定有前瞻性的计划并在多边框架内获得支持，否则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将很可能受到伤害。

推进民主而不是反华

美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意味着两国正陷入一场模式之争（an emerging contest of models）。不过与冷战时代美苏两国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同，如今美中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却是相对模糊的。无论华盛顿还是北京都无意像冷战中的美苏那样在与对方接触的过程中试图改变对方。即便中国并不寻求输出自己的模式，这个国家最终还是会成为一个比前苏联更难对付的意识形态对手。如果说国际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制度特征的话，那么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必将给国际秩序笼罩上一层其自身的色彩。一些人也许会有疑问，西方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受到侵蚀是否会对美国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呢？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与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更有可能追求良好的国家治理，更有可能善待自己的人民，也更有可能尊重其他开放的社会，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他们更透明、更值得信赖，他们会成为美国更好的经济合作伙伴和安全合作伙伴。

为了在与中国实现和平共存的过程中建立有利于美方的规则框架，华盛顿不应仅仅关注自己在美中竞争中得分多少，而是更应关注上面提到的价值观本身。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长，美国应避免冷战时期的惯常做法（即根据一个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来制定对该国的政策）。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诸如在拉美地区推行门罗主义或者在非洲发表针对中国的言论）正是反映了美国的上述冷战旧习。美国应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与其打交道，这将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美国不应根据一个国家对中国倡议的反应来制定对该国的政策，这将给各国留下一个印象：华盛顿仅仅把他们视为自己与北京竞争时使用的战场。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很显然这是美国实践上述原则的好机会。美国不应在每一个港口项目、每一个桥梁项目或每一个铁路项目上与中国博弈，美国及其伙伴国家应该向各国阐明：只有高品质、高标准的投资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只因某项投资对中国不利就对其提供支持，我们之所以对一项投资提供支持应该是因为它有利于维护自由、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做更具长远眼光。从这一角度来看，良好的国家治理（尤其是政府问责机制和施政透明度）、公民社会、独立媒体以及信息的自由传播是我们应该着重坚持的价值观，这是对民主制度最好的维护。这将降低民主倒退的风险、改善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并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应为此建立一个多边的基金，世界各国将因此获得中国倡议之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不过，我们还需要从更根本的层面做出改变：美国应该对良好的国家治理和投资人力资本有更坚定的信心，坚信这一路径从长远来看会比中国方案更有利于各国的发展。

新技术已经在人类伦理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严峻课题。我们应坚持原则而不是仅在意一时的得分多少，这对美国在新技术领域制定规则至关重要。从人工智能到生物技术，从自主武器到人类基因编辑，在为上述新技术领域制定行为规则时，我们将在未来几年里面临激烈的斗争，而且在取胜后我们还需要对不遵守规则的参与方施加压力以进行规管。华盛顿不应再浪费时间，我们必须尽快启动规则的制定工作。

竞争与合作

人们一般认为，随着美中关系中竞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合作的空间即便不消失也将受到严重挤压。然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即便作为宿敌也曾在太空探索、传染性疾病防治、环境保护等很多领域里展开合作。鉴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冷战时代相比，如今华盛顿和北京更加迫切地需要合作。两国领导人应该将诸多跨国性问题纳入合作框架，这不是其中一方让步与否的问题，合作是双方的共同需要。

若要在合作与竞争中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华盛顿必须为何者为主、何者为辅作出安排。展望未来，华盛顿应避免在解决诸多跨国性问题时过于主动地向中方寻求合作。美方态度过于主动将给予中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事实上这反而会给双方的合作范围造成限制。虽然听起来有些与直觉不符，竞争却是实现与北京合作的必要之举。许多信奉零和战略思维的中国人一直很重视研究美国的实力和决心（U.S.power and resolve），而中国一直以来也很关注如何对这两者施加影响。鉴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华盛顿应该在北京面前展现自己坚定的立场，甚至让北京付出一定代价。这样做非常重要，甚至与以恳切的态度寻求与北京展开合作同样重要。因此，最佳的战略是以竞争为主导，辅之以合作意愿。美国不应为了争取中国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的协作而在国家利益上作出让步。

超越美中双边关系的更大视野

美国决策者可以从冷战中汲取许多经验教训，应该被牢记的一点是：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的一项最大优势并非限于美中双边范畴，而是超越了这个范畴。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家所形成的合力能够在所有领域对中国的行为施加影响，这意味着华盛顿必须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把所有这些关系编织在一起。虽然涉及美中竞争的许多讨论都落入双边范畴，然而美国最终还是需要将对华战略融入到自己在亚洲及全世界打造的绵密的关系网络和机制网络中。

特朗普政府最好能记住这一点。特朗普并未充分利用美国的上述长期优势，他反而通过军事基地经费分担比例、关税等问题让很多传统盟友越来越疏远美国，更加恶劣的是，他还放弃或削弱了许多美国参与其中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协议。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再到世界贸易组织，许多国际机构都是美国参与设计并主导的，这些国际机构在航行自由、军事透明、争端解决、贸易政策等领域制定了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原则。从上述机构中抽身离开也许能让美国获得短期的回旋空间和政策灵活性，但代价是美国的长期影响力将遭到削弱，而北京也将借机在上述机构中重塑各种原则和规范并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应该回到那个把盟友视为需要投资的资产而非带来成本的累赘的时代。对于无力打造属于自己的联盟体系的北京来说，它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把这项长期优势挥霍殆尽。在清晰的战略思维作用下实现与中国的和平共存是一项有挑战性的任务，然而若没有朋友的帮助，它将是无法完成的。如果美国希望强化自己的威慑力、构建更加公平对等的贸易关系、维护普世价值、克服诸多全球性挑战，那么美国就不能单打独斗。虽然反复阐述这一点有些啰嗦，但在本文结尾处我必须再次强调：美国在制定任何一项战略时，若想产生良好效果，就必须把联盟体系视为一切的出发点。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9-10月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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