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美国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须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重新思考的最为关键的时刻。虽然华盛顿在大多数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不过一项共识正在逐渐形成：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触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如今辩论的焦点在于：美国今后该如何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在2019年9-10月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发评论文章：《在竞争中避免灾祸——美中两国该怎样在竞争中和平共存》

与美国外交史上发生的许多辩论一样，人们在这一辩论中的发言既包含建设性创新的内容，也包含破坏性煽动的内容。不过多数观察家应该都会同意，今后美国对华战略所遵循的路线将会是“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是这样表述的。不过，以“战略”作为修饰语的外交政策框架所制造的问题通常来说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战略耐心”反映了行动时机和行动内容的不确定性；“战略模糊”则意味着该发出什么信号是不确定的。

那么“战略竞争”呢？这个表述其实反映了竞争领域的模糊性，而且在竞争中取胜的标准也是不确定的。然而，由于人们急于开启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新时代，目前还没有人为与美中竞争有关的此类重要问题提供明确答案。美国到底为了什么与中国竞争？通过竞争，美国希望实现怎样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目标？竞争手段是为实现竞争目标服务的，如果不能明确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最终目标，那么美国将陷入为了竞争而竞争的怪圈，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也将大大增加。

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曾乐观地奉行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和经济接触战略，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这种乐观心态。不过在转向新的“战略竞争”路线时，美国的决策者们也许只是用一套新的自以为是的观点取代了一套旧的自以为是的观点（policymakers may be substituting a new variety of wishful thinking for the old）。接触战略的错误在于，我们曾认为在与美国进行外交和经济接触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对外政策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今转向“战略竞争”路线的华盛顿很可能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以为中国将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发生另一种根本性变化——屈服或崩溃。

虽然美中两国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不过双方都需要接受对方是大国这个事实并为两个大国彼此长期和平共存的局面做好准备。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首先应该对自己影响北京长期发展方向的能力做出谦逊的评估。美国的对华战略不应过于依赖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判断，无论中国的体制如何演进，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是稳定持久的。美国的战略目标不应是寻求实现类似苏联解体那样的终极确定状态，而应是寻求实现有利于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的、在清晰的战略思维作用下形成的两国稳定共存的状态。

在这种共存状态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而美国在竞争中应努力确保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得到维护。随着美国逐渐放弃对华接触战略，这种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许意味着近期将发生一些摩擦。在战略接触时代，为了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关系，避免发生摩擦本身曾被列为一个目标。展望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绝不能只是着眼于美国想要何种美中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应着眼于自己想要获得哪些利益。美国所寻求的稳定状态应确保两国在竞争的同时还要避免陷入紧张关系升级的危险当中。

美国的决策者不应认为这个目标难以企及而不予考虑。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当然不仅取决于美国自身，中国也将扮演它的角色。因此在未来的美中互动过程中，“保持警惕”（vigilance）将是一种长期性的要求。虽然和平共存能够让美国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机会，防止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恶化到直接冲突的境地，不过这种和平共存并不意味着竞争的偃旗息鼓，也不意味着我们在重大问题上向中方做出让步。相反，和平共存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把竞争看作一种需要管控的状态而非需要解决的问题”（competition as a condition to be managed rather than a problem to be solved）这一观点。

接受冷战教训、拒绝冷战逻辑

由于美国在“战略竞争”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表述，人们在面对当前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时往往会倾向于参考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国竞争——冷战，这是可以理解的。从直觉角度来说，人们把两场竞争做这样的类比并非没有道理。与前苏联相似，中国也是一个大陆级别的竞争对手，施行一党执政体制，而且极具雄心。中国向我们发出的挑战具有全球性而且这一挑战将长期存在。要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需要展现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国家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