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我们应探讨中国的变化对于世界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深入思考一些其他问题。因为国家、价值观是复杂的。但我们真的能否以正常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能否基于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基于中国已经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基于中国是全球价值链中心来正面看待中国的贡献？我们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共存？或者是否会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说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你的著作中，你认为中国在西方外交政策话语中通常被描述为“问题”或者“挑战”，你也曾说中国的挑战在于逻辑的复杂性，这里是指什么呢？

克里·布朗：人们在探讨中国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她的“复杂性”。从历史来看，欧洲和中国的交往很少。今天的政客必须简单直观地提供一些信息给民众，就好比特朗普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只有四个词。

但是中国不是能用几个词简单概括的，她是很复杂的。所以当你和人们探讨中国的时候，你的观众必须要对中国有基础的了解，可是这正是人们所缺少的，因为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

今天和过去不一样了，中欧交往更加频繁，中国走上了世界舞台。但世界往往很难适应新力量的加入，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

所以这里存在三个困难：中国作为世界重要大国的崛起，中国政治体系与美欧的不同以及文化差异。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加深认知，但这是非常困难的。

这也是我认为开展对话变得非常困难的原因。因为在经济、政治方面，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判断共同利益。但是培养身份上的认同却是很难的。过去一年，有一种观点让我非常担忧，那就是有人把中国看作是一种“威胁”，原因是她和我们不同。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问题甚至和种族问题掺杂到了一起，我认为这是应该被谴责的。这个问题让人担忧。

中美欧应建立“分歧话语体系”表达不同观点

王辉耀：中国正面临和平崛起的问题，但是西方国家还没有很好地了解中国，正如你所说，这是由不同的文化、历史、制度造成的。这如何能与其他看待中国的价值观或传统观点相协调呢？这些观点认为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在经济方面，中国是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成为东盟以及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我认为你前面提到的观点很好。我认为学者和智库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真正深入思考我们如何用新的叙事方式来解读中国。这对中国来说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对于西方世界，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交流，如你所说，特别是对话。现在中国发展很快，但是也许我们不应该用传统的方式来观察中国。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拥有先进的现代通信技术，数字民主得到广泛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中外文化交流日益丰富，中国努力巩固协商民主成果，“十四五”规划即将启动，数字民主取得发展，人民参与民主的方式更为多样。

如果中国能够为人类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不同的体制更宽容一点呢？你丰富的在华外交官经历使你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想问你是如何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的？你认为西方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对中国的理解有什么鸿沟？我们又如何共同跨越这个鸿沟？

克里·布朗：我认为了解中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特意学习，一种是偶然习得。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是偶然的。提升对中国认识很难，但是我认为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教育。但这也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人们对中国的了解加深，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以更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看作是解决问题的金科玉律，我们仍然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

我不赞同“修昔底德陷阱”，我认为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问题。事实上，中美虽然是两个核大国，但是双方都不会对对方使用这个终极武器，因为那样只能两败俱伤。所以中美之间相互“制裁“的空间是很小的。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不像前苏联，中国的经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同时与世界金融、全球供应链接轨。中美“脱钩”是不十分现实的，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吸引力巨大，可以让全球公司更好地与中国合作。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去年底也初步完成，但今年欧洲又同中国在人权方面辩论。这体现了内在的一种冲突，欧洲希望看到投资但在人权方面又不赞同中国，可是他们又不能将两者割裂。

所以当你看到问题的复杂性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坏的结果不会出现。同时，我认为像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它的压力会迫使中美欧更多地考虑合作而不是单方利益，这也为三方提供了探讨合作可能性的机会。但是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建立“分歧话语体系（language of disagreement）”。因为对于中国的探讨将是多层次的，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建立一个话语体系来帮助我们来表达不同观点，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这非常重要。

现在是外交的黄金期，对话的黄金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变得简单，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应该拔苗助长，也不应该简单地认为一切都会很容易，我们应该一步一步地化解分歧。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通过体验中华文化来了解中国。图片来源：中新社记者 熊然 摄

美国无法独自面对中国 但美欧不会完全结盟

王辉耀：我们确实需要进行更多的对话，但我们如何真正理解彼此对于我们这样的学者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的快速发展及中国的崛起，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塑造新的叙事方式增进理解。我认为我们应加强对话，保持“求同存异”。

提到地缘政治，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执政一个多月了。拜登总统谈到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挑战，但也有一些领域，比如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等方面可以达成合作。我很高兴看到拜登总统在七国集团会议上承诺提供2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习主席实际上在去年就承诺了设立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向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疫情防控和卫生体系建设。我们也看到除夕拜登总统同习主席通电话，拜登向中国人民拜年，并就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你对今后中美关系有何看法？如何看待拜登政府未来四年的表现呢？我还注意到，最近美国总商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贸易战可能会让美国损失1%的GDP和几十万个就业岗位，你认为美国新政府在经济上会如何作为？是否延续特朗普的政策，或者在地缘政治层面建立联盟？我们又将如何修复中美关系？

克里·布朗：首先我觉得，拜登的论调和特朗普非常不一样，这可能会有帮助。因为过去特朗普一些非常激进的言论造成了很多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特朗普的团队任命不合适，他的团队太不稳定，过于关注他自己了。反之拜登的团队非常有能力且老道。我觉得这可能有帮助。

第三点是，虽然美欧不会完全结盟，但是他们现在在应对中国方面有着更多的合作。我觉得这也有帮助，因为这会让美国意识到他无法独自面对中国，他需要同盟友合作。这也会促使多边主义回归，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极端想法可能会消失。

从根本上来看，美国的问题更严重。因为美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正在和他竞争。所以对于美国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问题。可能在接下来的5到10年中的某一天，一觉醒来，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现代史上亚洲国家首次成为世界第一，中国首次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一。

从象征意义上讲，美国会很难接受他们在经济上屈居第二。虽然中国目前只可能在经济方面超越美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的崛起会让美国担心他们的世界地位，这会是个问题。中国经济上的强大会使美国人感到焦虑，美国人不仅会担心这个改变，他们还会担心其他一系列的改变，因为毕竟美国不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了。虽然从人均来看情景会大不一样，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是小康社会，但是整体上来讲，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所以，这一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天）会成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一个重要的事件。随着这一时间点一点点临近，会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动乱出现，因为这对美国来说很难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