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纳罗政府的经济领导核心

银行家和金融工作者集中控制着经济利益，构成了博索纳罗政府的中坚力量。早在皮诺切特执政时期，芝加哥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们便开始在南美政府中任职，被戏称为“芝加哥男孩”。

“芝加哥男孩”们信奉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除非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使用资金），主张保持巴西央行的独立性、通过企业在市场中的“自由竞争”调节经济。因此，他们支持贸易开放，而无意保护本国工业；在一切社会领域力推私有化，而对公共教育漠不关心；鼓吹个人储蓄，而闭口不谈养老金。

这一系列沿用至今的主张和举措始于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的独裁统治时期，也唯有独裁政府才会推行这种反人民、反国家的政策。就意识形态而言，“芝加哥男孩”们不相信平等，且反对平等。

博索纳罗政府的司法领导核心

政变和新自由主义所谓“例外状态”也有其司法表达，其代言人是检察官办公室的法官和部长代表。自拉美进步政府赢得大选以来，这些接受过德国和美国教育的司法工作者就得到了来自境外（尤其是美帝国）的支持。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和司法与公共安全部长塞尔吉奥·莫罗上任后首访美国时，就访问了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总部，博索纳罗政府与美国司法及情报部门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就意识形态而言，这些法官和检察官同样不相信平等，因此操纵着长期的“例外状态”。在巴西存在着“两部法律”：其一是正式法，适用于“良民”；其二是基于法律操作者的主观意见而非基于宪法的“例外法”，适用于“敌人”或“非人”。例如，当博索纳罗政府残忍地阻止卢拉安葬他的哥哥时，采用的就是“例外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司法力量不仅反对平等，而且致力于塑造“公敌”——“敌人”被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因而受例外法的约束。博索纳罗政府的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莫罗正是以这种逻辑，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为卢拉“定罪”。

诚如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言，上述两个部门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指导下运用了冲击理论。他们深知，当社会遭受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战争威胁等重大冲击后，人们往往会陷入迷茫，而这正是推行极端自由市场理念的绝佳时机。

美国在巴西散布“巴西劳工党将破坏巴西”的言论，试图挑起一场混合战争。所谓“混合战争”，即美帝国主义对敌对政府采取的间接对抗策略：不依靠正规军进行直接对抗，而是依托源于阿特拉斯网络（Atlas Network）等的国际资金，创立自由巴西运动、千年研究所、米塞斯研究所和自由研究所等右翼民间组织，打着“打击腐败”等旗号进行“自发”的政治运动。美国对巴西发起混合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在巴西厚达数千米的盐和盐上层系沉积物之下，发现了丰富的盐下层系、石油和海洋天然气。

博索纳罗政府的军事领导核心

在博索纳罗政府中，有130余名将军、上校、海军上将和高级军事官员身居要职，尤以担任副总统的汉密尔顿·莫朗（Hamilton Mourão）将军最为突出，军方在政府中所占份额甚至高于军事独裁时期（1964 - 1984年）。

社会学家恩里克·科斯塔(Henrique Costa)指出，军方“通过观察社交媒体动态以及全国各地的孤立事件，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危机和劳动市场危机将酝酿出暴力行为”。他表示，“在（2018年）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军方获得了空前的存在感。他们将艺术家、公立大学学生、激进的性少数群体视作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夺地位的有力对手，因此对知识阶层满怀新仇旧恨，希望除之而后快。”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博索纳罗政府有着鲜明的军事色彩。博索纳罗政府在海地进行了“实验”，对其实行军事占领和领土控制；随即以更为暴力的方式控制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博索纳罗政府试图以等级制度取代平等机制，仅仅保障一部分人“应得的权利”。

“新五旬节派”

博索纳罗的另一个群众基础是来自社会底层、通过国会内部的互相妥协而获得地位的政客，其中最典型的即福音派基督教游说团和乡村主义游说团。这些群体政治资历浅、受教育程度低，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其他当权者颇为同步——他们同样将所谓“美德”凌驾于平等之上，认为女性、性少数群体和穷人应该是二等公民（或毋宁说，仍然是二等公民）。他们寄望于采取积极手段摆脱社会和经济危机，指责其他政党滥用了制度，并为此与其他个人及游说团体展开洽谈。该群体的意识形态以拒斥科学、对抗世俗化、反对“性别政治”为特点。

新五旬节派在巴西政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图源：华盛顿邮报）

在这些右翼人士看来，自文明伊始，传统价值观就统治着社会，以国家干预的形式维持平等；当今社会抛弃了传统价值观，因此深陷意识形态危机。新保守主义者将阶级、性别乃至种族差异视作社会秩序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他们相信，假如人们为了实现虚妄的无阶级（或后阶级）理想而消解上述差异，文明就会倒退。

出于这一理由，新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争取平等的运动，主张恢复法律权威、重建秩序、构建“守夜人国家”。他们认为，国家不应向那些“天生不值得”的群体让渡“过多”权利（或毋宁说，国家根本不应给予这些群体“任何”权利），否则就会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