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翰·佩德罗·斯泰迪尔，译/刘啸云】

纵观全球局势与人类历史，我们正身处一个风云万变的时刻。诸多深刻的危机在近十年间接踵而至，这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攸关全体人类存亡。

第一个危机是经济危机。我们所遭遇的经济危机不只是周期性或部门性的，其源头直指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也即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对全球生产及全球市场的霸权。这场危机不仅事关财富的积累或生产，更暴露出现行生产组织方式的问题：目前的生产组织方式本质上是金融资本领域的逐利行为，已无法为全球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收入和商品生产。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不再是进步的，不再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资本家无法在满足全球人口需求的同时继续积累和生产财富；数百万工人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被边缘化，失去工作，生计无着。

第二个危机是资产阶级国家性质的危机。工业资本主义催生了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缔造了共和国和三权分立制，并保障了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国家确保所有公民在获取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交通等）以及参政议政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而今，这一机制已然失效。司法机构丧失了民主与共和的精神，成为金融资本借以干涉法律、操纵政府的傀儡。金融资本通过操纵大众传媒，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例外状态”：通过国家或消费者征收集体税以积累资本，将自然资源及公共遗产据为己有，藐视由国家保障的人权。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人民不再信任政治家或民主制，选举不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纵观世界，此类情况不胜枚举。巴西曾爆发两场议会政变，旨在反对劳工党、支持银行和企业；2016年，迪尔玛·罗塞夫被弹劾，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遭监禁并被禁止参选。可见，我们正经历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再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大众福祉。在巴西及至全球各地，失业、饥荒、暴力以及针对女性的犯罪日益严重，历史性权利遭到践踏，贫困青年在绝望中沉沦。

2016年，巴西抗议者要求时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下台（图源：PRISM）

第三个危机是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自然资源本应服务于所有人，但是，资本出于迅速恢复积累的需求，将之据为己有，用作额外的收入来源，以提高积累率。

自然财富并非人类的劳动成果，本不具备内在经济价值。然而，资本家将其据为己有、高价出售，从中攫取暴利。汽车或手机制造业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先锋，其年均利率仅为13%，而石油和水的利率则可分别高达200%和700%，来自自然资源（例如水力和风力）的电能及其他商品（例如矿石）则可带来300%的利润。

资本正破坏着自然界，拉美、非洲等南半球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成为最后的“后备军”。对自然财富的极端私有化，使上述国家遭到无尽的剥削，面临气候变化、水污染、降水减少以及各类环境犯罪（例如巴西马里亚纳和布鲁马迪尼奥的大坝灾难、巴卡雷纳港有毒金属废料造成的水污染等），当地民众因此遭到威胁。

第四个危机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危机。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神学家经过反思和分析指出，我们的沟通手段以及资产阶级文化机构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致使社会陷入“文明危机”。资产阶级文化机构所鼓吹的消费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是虚伪的、反社会的。纵观人类文明史，推动社会进步的从来不是个人主义或个人进步，而是精诚团结、社会正义以及对人人平等的不懈追求。人类之间没有生物或种族层面的区别，只是受各自所处地域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观念和经历，进而导致文化差异。

第五个危机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解放运动的危机。工人阶级一直在与剥削战斗，与羞辱战斗，与种种社会不公战斗。他们勾勒出社会主义的蓝图，为后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奔走呼告。然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都落于下风，革命、解放、后资本主义等理念丧失了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力。

在如此错综复杂、危机重重、进退维谷的局势下，对巴西及世界工人阶级未来的反思和辩论显得尤为重要。

对社会革命的讨论与思考，也就是对社会、经济、国家政治制度、社会阶级和价值取向的结构性变化的思考。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中的大多数，迄今一直被边缘化，仅仅为了维生就需不懈奋斗，这一阶级能否赢得新的领导权，决定了上述结构性变化能否成为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已经过时，未来不再属于资本主义。然而，人民能否迎来解放、社会能否变得更为公平公正，不以我们的希望与信念为转移，而取决于人民是否愿意为新世界而进行长期的抵抗、斗争与奋战。

博索纳罗时期的巴西

资本主义已实现全球化，500家企业和银行掌控着全球经济命脉。政治强权和统治阶级也已经国际化。因此，巴西的问题、巴西的前景同时也与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息息相关。

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加剧了阶级斗争。在当今地缘政治格局下，不平等、冲突和侵略日益扩大，人与人的相处方式向野蛮状态倒退。美帝国对巴西乃至整个拉美有所图谋，博索纳罗政府就是其操纵民意、发动政变的产物。“资本的计划”正在奏效，以合法选举的形式延续了米歇尔·特梅尔非法政府的政策。政府正加快速度，大幅削减人民权利（通过新自由主义劳工改革、养老金改革等）、剥夺人民主权、推动私有化，并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与组织自由。

博索纳罗政府作为选举政变的产物，严重缺乏群众基础。这个政府并不为大多数人或整个国家服务，而只是一个由银行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资本项目”。因此，在政府内部存在多个彼此抵牾的权力核心，仅仅在执行“资本的计划”方面保有共识。